笔　记（第30/41页）

看她那副微笑的样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要我再好好想一想，我就问：“要是这个人形是一种自然的创造性的力量，既能作恶也能为善，那为什么我会对它如此害怕呢？”“也许在你梦得更深时，你就能感受到它作为善的生命力了。”

“对我来说它是那么危险，甚至当它还没有出现，我仅仅感受到它的气氛时，便知道噩梦开始了，我便挣扎、尖叫着醒了。”

“如果你怕它，它对你来说就是危险——”这句话，伴随她那亲切、坚定、慈祥的点头，总是使我禁不住要笑出声来。无论当时有什么事，无论当时我多么深深地陷于伤害或麻烦之中，我都会抑制不住这种笑。而我确实也笑出声来了——通常，这时候总是她坐着微笑，我则无可奈何地坐在椅子上——因为她的话和人们在说起动物或蛇时一样：要是你不怕它们，它们不会伤害你。

像我经常感到的那样，我觉得她的话模棱两可。要是她对于在她病人的梦或幻觉中出现的这个人形或者说要素是如此熟悉，能够一见便能认出，那么，为什么它的绝对的邪恶该由我来负责呢？对于一个法则来说，用邪恶这个词就显得太富人情了，不管它会选择装扮成什么样的半人半兽的外表，从根本上说来它仍是毫无人性的。

换句话说，莫非该由我来迫使这东西善恶兼备？莫非她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昨夜我又做到这个梦，这次梦中的情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可怕，因为我在这无法控制的毁灭性力量前惊恐害怕，孤立无援。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即便一个矮子，可以来约束它。同在梦中的还有一个人，可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随即我明白了这可怖的恶毒的力量是出自那个人，而他居然是个朋友。因此我尖叫着使自己从噩梦中惊醒，醒来后我给梦中的那个人取个名字，并第一次意识到梦中的法则是以人的面目出现了。而当我得知那个人是谁之后，我更其惊骇了。因为，把那股可怕的骇人的力量约束在一种与神话或巫术有关的形体内，就安全得多了，而若让它逃逸出来，变得无处不在，化身为人，此人又有权力来摆布我，那就太可怕了。

一旦真正醒来，在清醒的状态下回顾梦境，我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如果那要素现在已逸出神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么，这意味着它也可以附在我身上，或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召之即来。

我现在应该写下与此梦有关的种种体验。

〔这儿安娜在纸上划了一条粗粗的黑线。接下去她写道：〕

我划下这条黑线，因为我不想写出有关的体验。仿佛一写就会使我更深地陷入危险。但我必须坚持这一条——安娜，爱独立思考的安娜，是敢于直面安娜的感受并为之“取名”且秉笔直书的。

现在发生的事是我在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我想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会有一种成形感，一种呈现感。这种感觉使他们有可能这样说：是的，这位新认识的人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他或她，标志着我必须走的一段历程的起点。或者这样说：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这种感情，并非如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与我格格不入。它将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必须学会应付它。

回顾我以往的生活，现在不难说，那位安娜，在那个时候是怎样怎样一个人。然后，五年之后，她又如何如何。某个人一年，二年，五年的生存状况可以卷起并收藏起来，或者给予“取名”——是的，那个时候我的情况就是如此。而现在我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的中心，当这个时期过去，我会漫不经心地回顾并且说：是的，我就是那个样子。我是个极其脆弱、极其挑剔的女人，常以女性的眼光作为标准或准绳，来衡量和舍弃男人。是的——我就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此人常从男人那儿自讨苦吃，而自己甚至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现在意识到了。意识到了的意思就是我将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并要成为——成为什么呢？）我老是沉湎于我们这时代女人常有的感情中不能自拔，这种感情令她们痛苦，或孤独，或热衷于同性恋。是的，那位安娜，在那个时候正是……

〔又一条黑线划过纸页〕

大约三个星期前我去参加了一个政治性的会议。这是次非正式的聚会，在摩莉家里开。哈里同志，作为犹太人，又是共产党的高级学者，最近去了一趟俄国，目的是想弄清在斯大林去世前的“黑色岁月”里犹太人所遭遇的命运。他闹着非要共产党领导人放他去，而他们却竭力阻止他。于是他就威胁说，要是他们不让他去，不帮助他，他就要公布真相。他去了，带回了骇人的内幕消息，但他们不准他扩散任何消息。他的观点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对于人们业已知道而又确有其事的情况，共产党应当站出来承认并作出解释。而共产党官僚们的陈词滥调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苏联团结一致，这就意味着尽可能少承认事实真相。他们同意公开一份内容有限的报告，报告中删去了一些最令人震惊的内容。他则召开了一系列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的会议，会上他报告了所了解到的情况。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极为恼怒，他们以开除党籍来威胁他，威胁那些参加会议的党员。而他则正打算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