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2/41页）

我们保持着来往。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现在使我惊恐的是——我为什么仍和他来往？我不能自我夸耀说自己能治愈这个人。根本不是。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性机能不全者我见识得多了。这也并不真的是同情，虽然同情也是部分的原因。我一向对我自己和其他女人身上那种想帮助男人强硬起来的冲动感到惊奇。这真是颇有讽刺意味，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男人都在非难我们“让人勃不起来”，等等等等。还有种种其他类似的说法。（纳尔逊说他太太“让人勃不起来”——这让我感到愤怒，因为我想到她所忍受的难言的苦楚。）而事实却是，女人有着这种深切的本能的要求，这种渴望男人强健有力的要求。比方说，摩莉就是个例子。我想，这是因为真正的男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很惊慌，便试图创造男人。

不，真正让我感到惊恐的，是我的主动和自愿。这就是苏格大娘所谓的女人需要安抚和顺从的“消极的一面”。现在，我不再是安娜了，我没有主见了，一旦某种情势形成了，我便陷于其中无法自拔，只能与之妥协。

第一次和纳尔逊上床之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就处在那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势之中。那个男人纳尔逊，那个可靠的沉静的男人，突然消失了，我甚至再也想不起他来。甚至他的话，那些充满激情富有责任感的话都记不起来了。他受到一阵不由自主的歇斯底里的驱策，而我也卷了进去。我们第二次上床，伴随着一阵咬文嚼字似的，极为苦涩幽默的自我谴责，这种谴责又很快转化为对所有女性的歇斯底里的辱骂。随后他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近两个星期。我比所能记起的任何时候更忐忑不安，更沮丧消沉了。我又变得性冷淡了，毫无性欲——一点也没有。远远的我可以望见安娜，她属于一个正常的温暖的世界；我可以望见她，但我想不起来像她那样活着是怎样的感觉。纳尔逊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表示歉意，但那明显是无礼的，因为根本不必道歉——那些是对“一个女人”，对“女性”，对“敌人”所作的道歉，而不是对安娜。在他情绪正常的时候，他不会如此的麻木不仁。在心里我已经不再把他看做情人，但仍想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之间有一种亲近感，那是某种颇有自知之明并陷于绝望的关系。噢，随后在某个晚上，他不期而至，并且情绪正常，状态“良好”。当时听他说话，我根本回想不起他在歇斯底里且怀有负疚感时是副什么样子。我坐在那儿看着他，正像我看着那位神智正常的幸福的安娜——他无法触摸到，她也无法触摸到，相互间好像隔着一堵玻璃墙。啊，对了，我知道有些美国人就生活在玻璃墙后面，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别碰我，看在上帝分上请别碰我，别碰我，因为我害怕抚摸。

那天晚上他邀请我去他家参加一次聚会。我答应了。他告辞后，我才想到我不该去，因为我感到不安。然而，按常理论，为什么不去呢？他不会成为我的情人，我们只是朋友，为什么不去见见他的朋友，他的太太？

我一跨进他们的公寓，就意识到我是多么不善于运用自己的想像，我决定前来又是多么愚蠢。有时候我很讨厌女人，讨厌我们女人，因为我们需要动脑筋时不会动脑筋，在追求幸福时也懒得思考。一走进公寓，我就知道自己不慎重，我为此感到羞惭，觉得很丢脸。

这是一套租用的大公寓，充斥了俗气的毫无特色的家具。我知道，他们如果再搬一次家，在新家摆上他们自选的家具，那些家具仍然是毫无特色的——缺乏特色就是特色。缺乏特色意味着安全。是的，那我也能理解，非常理解。他们说起这套公寓的租金，我简直不敢相信：每周三十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这简直发疯了。出席的大约有十二人，都是美国人，在电视或电影界工作——都是“娱乐界”从业人员，自然，他们就其行业开着玩笑。“我们是表演行业的，为什么不呢？那行业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吗？”他们都互相认识。他们“互相认识”是由于他们都在娱乐行业，由于工作中经常随意的联系。他们都很友好，那是一种相互吸引、相互认同、相处随和的友谊。“嘿，嘿！你好吗？我的家就是你的，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面。”我就喜欢这样。按英国人的标准看来，他们都挺富裕，在英国像他们这样富裕的人不谈论这些。美国人时时刻刻生活在一种迫切需要钱的氛围里。然而，即使很有钱，买的东西又都昂贵（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当然的），仍很难定性为中产阶级。我坐在那儿，试图说清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平淡，一种对于个人的贬抑。仿佛他们天生都需要使自己适应所期待的限制。然而人们还是如此喜欢他们，他们是这么好的人，人们看到他们遭受种种痛苦，因为他们有意贬抑自己，以适合确定的限制。那是有关钱的限制。（但那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中半数的人属于左翼，都已上了黑名单，住在英国，因为在美国他们找不到工作。依然是钱，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钱。）是的，我可以感受到缺钱的焦虑，它像个难题悬浮在空中。然而，纳尔逊为这套大而简陋的公寓所付的房租，足可使一户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过得很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