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1/41页）

那天到会的有四十余人，会场就在摩莉家的起居室。都是“知识分子”。哈里所说的情况都很惨，与我们从报上得知的情况差不多。我注意到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男子，正静静地听着。他的沉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们带着那种痛苦的尴尬神色相视一笑，那种神色现在成了我们这一类人的特征了。正式会议结束后，大约十个人留了下来。我觉察出了“核心会议”的气氛——将报告更多的内幕，他们正等着非党员退席。然而，一阵犹豫之后，哈里和其他党员说，我们可以留下。哈里随即又作了报告。我们刚才听到的内容已够可怕了，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甚至比最恶毒的反共报纸所刊登的东西更为骇人。他们无从获得事情的真相，而哈里却获得了。他说起那些酷刑，那些毒打，那些最最狠毒的杀戮。犹太人如何被锁在中世纪设计的囚笼里遭到严刑拷打，拷打时用上了从博物馆取来的刑具。等等等等。

他现在披露的真相与刚才在四十人会议上所说的，其令人惊骇的程度大不一样。他说完之后，我们提出了种种问题，每个问题都牵扯出了新的可怕的内幕。我们所见到的正是我们从自己的经验所熟悉的一切：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如今正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不得不承认有关苏联的真相。哈里讲完后，那位沉静的男子——后来知道他名叫纳尔逊，是个美国人——站起来，开始了热情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滔滔不绝，口才很好，显然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他说话声音洪亮，而且老练。但他的话充满了责难。他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或面临垮台，原因便在于他们在任何事上都没法说真话，在于他们长期以来对世人扯谎的习惯，他们甚至对自己也无法辨清真相了。然而今天，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我们得知了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势之后，我们却看到一位领导同志，一位我们知道曾为了真理在党内与怀疑派作过斗争的同志，却有意地将真相一分为二——一种是温和的事实，在四十人的公开会议上阐述，另一种是严酷的真相，在核心圈子里披露。哈里显得尴尬而不安。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他的威胁，以及根本不准许他作这些报告的内情。然而，他还是说，由于事实真相如此令人震惊，只能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传达——总之，他是在陈述与党内官僚们争辩时所持的同一理由。

这时纳尔逊又突然站了起来，滔滔不绝地作起内容更为激烈的自我谴责。他的情绪异常激动。每个人都变得歇斯底里——我能感到内心情绪在不可抑止地高涨。我感受到了我的“毁灭之梦”中的那种气氛。那种感觉或气氛是毁灭之形即将上场的先兆。我站了起来，向哈里致谢——毕竟，我已经退党两年了，没有资格参加核心会议。我走下楼去——摩莉正在厨房里落泪，她说：“对你来说这没有什么，你又不是犹太人。”

走到街上，我发现纳尔逊已跟在我后面。他说他要送我回家。他又沉默了，我全然忘了他发言时那种激烈自责的口气。他大约四十岁，美国犹太人，相貌不错，有点当家人的样子。我知道自己被他吸引住了……

〔另一条粗粗的黑线。然后：〕

我不想写下去，原因在于我很不愿意写到性。很奇怪，这股不愿写性的情绪竟然非常强烈。

我将这一点写得太复杂了——有关这次会议写得太多了。然而，纳尔逊和我倘若没有这些共同经历——更何况这些经历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就不会这么快成为知己密友了。第一个晚上他待了很久。他在讨好我。他谈论我，谈论我的生活。女人对于那些善解人意，与我们同命运的男人，总会很快引起共鸣。可以说是他们在“确定”我们的命运。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安全。纳尔逊走上前去看正在熟睡的简纳特。他对她的兴趣是真诚的。他自己有三个孩子，结婚已十七年。这场婚姻是他去西班牙作战的直接结果。晚上交谈的口吻是严肃的、负责的、成熟的。在他告辞之后，我用了这个词——成熟的。我将他与近来我遇上的男人作了比较（为什么？），那些娃娃似的男人。我的精神十分亢奋，告诫自己要谨慎。我再次感到惊讶，我的生活中一直缺乏爱、欢欣、愉悦，但居然那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切。已经近两年了，那些令人失望的相遇，一次又一次感情上的挫折。我收拢了自己的感情之裙，在对男人作出反应时变得矜持谨慎。而今，在与纳尔逊相处一个晚上后，我就把这些忘了一干二净。第二天他前来看我。简纳特正要出去与小伙伴玩。纳尔逊和她一下子就混熟了。他说话的口气已超过一个潜在的情人。他正打算与他的妻子分手，他说他需要和女人有真正的关系。晚上“等简纳特入睡以后”，他就过来。我爱他，因为他那种“等简纳特入睡以后”的明智和对我所过的这种生活的理解。那天晚上他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了，他的心情与白天已迥然不同——他喋喋不休，不由自主地东拉西扯，眼光四下里扫来扫去，却绝不看我一下。我感觉自己的情绪一落千丈。正是从自己的突然紧张和疑惧里，我的直觉比理智更快地意识到，这次又要失望了。他说起了西班牙，说起了战争，像在那天会上一样，因为参与了共产党的失误行动而谴责自己，捶胸顿足，歇斯底里。他说，在他参与下，一些无辜的人被枪决了，尽管当时他不相信他们是无辜的。（然而，在他说起这些时，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他并不真正感到难过，不是真正的，他的歇斯底里和大叫大嚷，不过是为了抵御那种负疚感，因为这太可怕了，他将不得不因此永远怀着负疚感。）他不时还显得十分滑稽，因为他那种美国式的自我惩罚的幽默。到半夜光景，他回去了，或者毋宁说是不辞而别，离去的时候仍大声说着话，显出一副内疚的样子。可以说，他是在倾吐自己的心事。我开始揣想他太太会是是个怎样的人。但我不想承认我的直觉清楚地告诉我什么东西是错的。第二天上午，他没打招呼，就又上门来了。我简直没法相信他就是那个歇斯底里高叫的人——他又变得冷静、可靠而幽默。他拥我上床，随即我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一向如此。他感到很窘迫（这使我更多地了解到他与异性的性关系），因为在我坦率地说到这一点时他想装做没听懂我的话。随即他说，他对性有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的性器官插入后在女人体内从来就待不了几秒钟，这情形始终没有改变。看他那么紧张，仿佛出自本能的厌恶，急匆匆从我身上爬起，并急匆匆穿上衣服，我明白了他的恐惧有多么深。他说他开始了心理分析疗法，希望不久能“治愈”。（听到“治愈”这个词，我不由得想笑出来，人们在接受心理分析疗法时，总是这么说，仿佛一个人最后只好孤注一掷，接受一次将使他变成另一个人的手术。）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便不一般了——建立起了友谊和信任。由于这份信任，我们将继续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