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半 海外关系（第4/7页）

真的是等到舅公驾到，家里的长辈才像突然醒过来一样，把一个更大更世故、年代更久远的上海，乃至以某种方式由上海通往的整个世界，都推到我眼前。我跟着他们去玩“大世界”（那当然也是打着陪舅公和表舅的旗号），在1917年造的哈哈镜前傻笑——其实没那么好笑，纯粹是因为这一路长途跋涉，不使劲笑一笑似乎辜负了在三辆公交车上颠簸的辛苦；南京路上，我被人流的汹涌吓得不敢上公共厕所，愣是忍了大半天；在“小绍兴”饭店的桌边，我被挤到角落里，使劲皱起鼻子吸进鸡肉的香气，一碗碗滚烫的鸡粥就在我头顶上传来传去。那时候，只要一醒来，我就能感受到阿姨舅舅们的雀跃，他们言简意赅地谈论着各种可能性：换外汇，经济担保，读语言学校，去日本……

惟一似乎与这一切无关的，只有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里，舅公就像个道具一样，被人群拥来拥去——没有一个大人有时间去想想这是件多么奇怪的事，他难道不应该是主角吗？也没有一个孩子乐于去勘探一个阴郁的老人的世界。我喜欢家里成天像过节一样热闹，也知道这热闹是舅公带来的，但我总是离他远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或是倚在木窗台上听听窗外的鸭子用很夸张的声音喝水，或是盯着挂在墙上的太公和太婆的遗像发呆。“你认识他们吧？”他干巴巴地问我，记忆里舅公主动向我开口就这么一次，而且不等我接口，又自顾自地往下说：“你当然不晓得的，太公走的那年，你妈妈应该还在念中学。可是我也不在啊，我在船上，哦，那年在马六甲……”后面的话我再也听不清了，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他的前面没有墙，是一片能将再大声的诉说都吸纳干净的海水。

重述往事时，我本能地想把剧本篡改得更跌宕更有细节些。但事实是，重头戏上演时，摄影机都不在场——也可能是，惟有摄影机不在场的戏码才会在想象中激动人心。舅公此行最重要的使命是给太公太婆做坟，在连续开过两场家庭会议之后，一行人便出发到当时最近的苏州墓园。按老例，母亲和阿姨都是隔了两重的女眷，先知趣地避让了，二舅代表三个舅舅跟去照应。他的海鸥相机里破例装上了彩色胶卷，后来印出的照片上，站在墓碑前的外婆和舅公，都被正午十二点的直射阳光，弄得曝光过度。他们的表情显得那么疲惫，那么急切地等待着尘归尘土归土，同时又那么茫然地不知道仪式结束以后该往哪里走。

但舅公其实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从苏州回来以后，又过了几天，我就知道舅公去看了一个女人。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家里人开始频繁念叨“玉梨”——一个听起来很好吃的女人的名字，而且外婆总是会在他们刻意压低嗓子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及时听到，并且坚决喝止。“有什么好说的？天要落雨娘要嫁的事，你们懂什么？再说你舅母也病死了，谁还能说三道四呢？”

“我看到有根金链子……这么长，哦不对，是这么长，”阿姨跟舅舅比画了两下，争起来，“又瞎说，怎么会是假的？大老远带条假的来做什么？我猜，那是带给玉梨姑姑的吧？”

“谁是你姑姑？”外婆的脸愈发严肃了。少顷，她摇头，叹口气：“爹爹早说过，舟山女人，要躲远点的……”

三 1968年

“舟山的女人是一条藤，”爹爹二十几年前的一句老话，此刻居然又在他耳边嗡嗡响，“你抽走她一根竹篱，她会缠上另一根。缠起来就往上长，往上长……”

其实只有在合适的阳光下，海水才是蓝的。现在的颜色就不好看，灰灰黄黄的铺张在眼前，与刚才在引擎间里那股子冲鼻的油味一搭一档，存心让他这一天过得没滋没味。难道仅仅是因为船上新来的加油工妙发聊着聊着居然聊到了玉梨，鹤棠就乱了方寸？无论是在上海还是香港，宁波籍海员的圈子永远比想象中还要狭窄，兜来转去，鼻子终究会顶到面孔，按说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你也认识她呀，”妙发一边油腻腻的手在围裙上直蹭，“眉眼弯弯，听讲老早腰身也好……你晓得么，说是又守寡了呢。”

听妙发絮叨了一通他家跟玉梨七扯八弯的关系以及玉梨的形貌特征、家世背景，鹤棠终于安静下来。好吧，就是那个玉梨，那个当年在爹爹用金条赁下的房子里当过房客交过租子，那个面孔轮廓已经模糊却有一副眉眼凸在记忆之外的舟山女人。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刚过门两年就守了新寡——同她姆妈一样。舟山人世代渔民，男人撑船横死浪头的事，比鹤棠家所在的鄞县要多得多。说句触霉头的话，舟山女人似乎个个在嫁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守寡的准备，姆妈说她们哭是哭得凶，哭完就手脚麻利地找下家，没工夫犹豫的。鹤棠倒是没见过玉梨痛哭的样子，就连他那年上船跟她告别，她也只是垂下眼帘，用睫毛盖住他所有的猜想。话说回来，玉梨上哪里去找哭的理由呢？她跟鹤棠的那点猫腻最多只是土墙上若隐若现的淡影，抓不住也不必抓。鹤棠没敢说让她等两年的话——即便他说了她也不会等，乱世里最要紧的是头顶上有块过得去的屋檐，挡风挡雨挡炮弹，也挡住大大小小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