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9/11页）

4 温儒敏：《思想史能否取代文学史？》，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林岗《思想史与文学史》，姚新勇《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均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1期；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2期。

5 最近，李泽厚在《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中也说到这一点，他说道：“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即重‘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见《思想史的意义》，《读书》2004年第5期，第50-58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第38页。

7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0页。

8 林毓生：《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载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168-174页。

9 这份杂志是《原道》，后来在1994年他又致信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见《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

10 “寻求富强”是美国学者史华兹（Bonjoin I. Schwartrz）论述严复的著作《寻求富强》的中文书名，很好地概括了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追求民“富”国“强”的大趋势。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1 “落后是要挨打”、“开除球籍”，均为毛泽东的话，这也是理解作为执政者的党和国家，何以也在“文革”之后要提倡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正统派与启蒙派在追求现代化上表面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一日现代化“化”到了政治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分歧，所以，1988年初，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展开的那场关于“球籍”的大讨论中，知识阶层的呼声越来越趋向于要求中国加快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会被开除“球籍”。这与国家意志显然不合，报纸后来也被关闭了。可是，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认为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这一说法，不仅把复杂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分歧抽象为“现代化”目标或“改革”概念的简单重叠，而且忽略了启蒙派知识分子与正统派国家官僚在看似相同的“现代化”目标，从经济进入政治之后的巨大差异。文载《天涯》1997年第5期。

12 林同奇：《文化热的历史含意及其多元思想流向》（上），《当代》第86辑，1993年6月，第66页。

13 如果要了解80年代文化热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脉络，李泽厚的三部史论，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以及《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最值得注惫，其中的三个概念即“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与“孔颜乐处”，是李泽厚以及当时学界对于传统文化的关键词。在这里，充分表现了“现代”（寻求富强）与“传统”（保存文化）、面向“未来”与留恋“历史”的调和与冲突，这种内在冲突，一直延续到他出国之后，这才有后来他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改良主义”转向。

14 当然，福泽谕吉本人并没有直接说过“入欧”这样的话，相反，他也和中国人一样，期待有一个可以抗衡欧洲的、连带的亚洲。

15 其中包括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杨百揆《西方文官系统》、霍夫斯塔德《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等，共74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后陆续出版。

16 其中包括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周振鹤及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及《道教与中国文化》、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郑为《中国彩陶艺术》、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张正明《楚文化史》等近30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后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