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10/11页）

17 关于文化热，迄今为止最清楚的研究，是林同奇《文化热的历史含意及其多元思想流向》，连载于台北《当代》第86、87辑，1993年6-7月。亦可以参考陈奎德编《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变迁》，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

18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认为，90年代以后，新启蒙“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间题的能力”。（《天涯》1997年第5期）这个说法强调了历史的断裂性，却没有注意到历史的连续性。其实，应当看到在1989年之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本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新启蒙思潮仍然有其批判意义。

19 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是王朔小说的风行，它一方面瓦解了虚伪的崇高，一方面导致了思想的平庸，其实是双刃剑。

20 这些讨论刊登在《读书》1994年的头几期上。

21 参看《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参加者有陈平原、王守常、钱文忠、靳大成、梁治平、刘东、雷颐、葛兆光等。

22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即在《上海文学》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讨论这一问题，但要到1999年，陈思和才出版真正有重写意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3 近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渐渐深人与学术史相关的传播（包括书业出版、新闻媒体）和教育（教科书、大学传统与教育制度），因为这两个方面不仅与学术史息息相关，涉及学术研究的传统是如何形成和转变的，也关系到学术研究的风气将如何形成与转变。

24 它的重心在后来逐渐转向“学术规范化”，这很奇怪。

25 这当然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的影响的结果。事后的追忆和评价，参看《南风窗》2002年12期《十三年大脉络》之三《1992春：邓旋风》，第21-22页。

26 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在中国现代市场社会的形成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承认“国家”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却强调：“中国当代政治腐败的动力之一，即是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相关”，后面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对这一说法的强调不能遮蔽腐败的前一种根源，即“国家”政治权力的过于集中，导致的权钱交易。参看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第20页；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另一版本，载《文艺争鸣》1998年6期。

27 萧功秦从其一贯的立场，对这一相同的现象给出了另外的解释．他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化，及其与保守主义的合流，导致了思想界的分化，因而出现了三种立场：（1）强调秩序价值的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与自由派右翼；（2）强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以民主制衡腐败的自由主义中间派；（3）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平等和公平为核心价值，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甚至重新发现了“文革”价值的新左派。见其《新左派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

28 例如，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潮流来观察时代的风气，历史学家则注意从历史角度来讨论中国社会的问题渊源，特别容易注意到历史残存和延续问题。

29 白杰明（Geromie R.Barm）在《赤字：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o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把对1990年代中国的观察，借用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东欧的分析，称为“丝绒牢笼”，和我的说法很接近，但是我不能同意他对处于“丝绒牢笼”的知识分子的过激批评，需要对这种无奈的境遇与状况有同情之了解。

30 参看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中国思想史叙述脉络的形成》，《文史哲》2006年第3期。

31 1991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文章，强调“爱国主义”是一种新的凝聚力量，并承认“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少，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有人更指出，近30年来的民族主义，被冠以“爱国主义”名义并受到官方自觉支持是在1989年以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者教授S的谈话录》，并以编辑部名义盛赞“爱国主义立场”开始的。这可备一说，见黄煌、李金铨《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媒体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0期，2003年6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