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11/11页）

32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和杨振宁领衔发布的《甲申文化宣言》，强调“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仁、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载2004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

33 比如蒋庆、盛洪、陈明、康晓光等，他们有的提倡“制度化儒学”，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为万世开太平”，有的甚至认为应当把“儒学”作为中国的宗教。

34 这份上书中说，中国处在很危急的时刻，“一个时期以来，一批‘精英学者’主要宜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成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推行‘私有化’的有力助手。但随着私有化和贫畜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凸现，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35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何新，他在2006年一份据称已经上报高层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见其《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引自兴华论坛：http ://bbs.1911.cn。

36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对1989年以前中国学界的各种思潮均有所批判，唯一没有批评而只是赞扬的，是留学欧美的学者如崔之元等，他认为“他们的问题具有现实尖锐性”，并引述了其“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

37 参看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92-102页。这篇文章写道：“20世纪的历史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这种忧虑当然有其意义，但是这显然并非全部的历史事实，因为过分夸大了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全球化的向题，还有历史和传统遗留下来，包括非市场、非全球和非现代的问题。

38 见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参看任不寐《新左派是以后现代的面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还原》，出处不详，此引自网络版。

39 请注意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出处不详，见网络版。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甘阳的“通三统”论，他试图沟通孔夫子、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传统，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兼采。见氏著《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

40 关于这一派的主张，可以参看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此处转引自网络版。

41 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我必须申明我应当持有的立场：第一，理论与观念并非如时装一样越新越好，理论上追逐时尚常常是哗众取宠，当然，保守旧风有时也是故作姿态，仿佛穿前卫的衣服和过时的衣服都是为了“扎眼”一样。思想史研究，首先是历史，即应当是有证据的历史，而不是理论或思想的注脚。第二，中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异常复杂，任何清晰的思想立场和理论界限，其实只是主观梳理的结果，任何一种贴了标签的思想，其实都是强调了自己看到的一面，就像盲人摸象时的争论，鲁迅说的“横站”，是超越左右，不固执在一个极端的思想立场上评价当下的思想状况，也不固执在一个价值尺度上评价历史上的思想遗产。第三，如果思想意味着与现实政治有关，那么，在思想史研究中，最好尽可能地使专业学术与现实政治分开，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去做没有思想的纯粹学术，也不念味着要空谈没有学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