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8/11页）

第四个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延续的启蒙与新启蒙思潮。这种以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思潮，从80年代借文化批评政治、90年代以学术批评政治，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试图在普遍的政治冷感和经济取向中，坚持自己的反抗，他们的口号是坚持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强调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认为中国目前的不公平现象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掌握权力者凭借权力牟取不当利益造成的，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公平，让每个人都能从市场中得到公平的机会，就必须推动民主，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但是，麻烦的是他们并不能在实践中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这一特别环境中确实可以防止过度贫富分化，达到“公正”和“合理”，也不能在理论上说明，在西方事先取得优势而导致的国际市场的不平等中，可以有公平的贸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更无法在实际上推动政府实现保障市场制度和实现民主自由的条件，特别是它在（一）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新理论冲击下，（二）在现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各国普遍“向左转”的冲击下，（三）在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得到情绪支持的影响下，（四）在坚持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府的压力下，它如何可能继续存在，不走向极端，并保持它的批判性，这仍是很值得讨论的？40

这四种思潮，有无可能互相整合，从而成为将来大陆中国的主流？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近来大陆中国思想界纷争不少，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有时是三岔口式的激辩，有时是针尖麦芒式的冲突，把人们逐渐引进了愤怒和情绪之中，学理有时反而被湮没。其实，如果我们透过争论中表面的文饰来看，它一方面是若干人文学科学者在文本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历史和社会的争论，一方面其实只是蜗角之争，也就是像茶杯里面的风波一样，有意气和情绪的成分。换句话说，一方面有很多是理论符号上的新旧之争，也就是谁代表了最前沿的思想（这个“前沿”似乎常常由国外学界来界定），一方面则是权力和利益之争，由于这些理论上的论争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争论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得到肯定和回应（毕竟中国思想和理论的价值常常需要落实到政治和制度），因而常常使争论变成谁能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由于很多人所不知的背景，总是被淹没在似乎光明正大的旗帜下面，所以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格外警惕。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冲突与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思想史回应，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资源、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国家，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有在过去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的传统，因此，思想史研究仍然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停留在学界的视野中，并保持其持久的活力。41

2008年12月18日于上海草成

2009年4月17日于上海修订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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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这次风波的百篇文章，参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长江出版社，2000。

2 原本，在中国大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机构就有很多，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以经学思想史为中心），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以近代精英思想为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侯外庐、张岂之系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匡亚明创办的以思想家传记出版为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等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思想史重要著作，如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6）、何兆武《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但是，这些机构与著作，均不能导致思想史成为改变人文学术领域的话题。其中，或许只有近代史学界的变化，如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心转移略为呈现这一趋势，如罗志田、桑兵等结合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论述，如罗氏之《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等。

3 见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