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6/11页）
这些疑问不仅很多，而且很严厉，它瓦解了原来既定的思想和价值，也挑战着政治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可是由于在中国，政治性的话题很难在公开的论坛表述，制度性的问题主要被官员垄断，而从晚清到五四，一直到80年代文化热，知识界习惯性的方法仍是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知识界最容易选择，也是最擅长的一种路数。因此，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一些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其来源与取向，对当下的这些新状况作历史的解释，因此，学术界出现了从文化、学术到思想的转向，或者说，出现了与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正如最开始我们说的，如果说，中国学者一直模仿的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四 思想史的成立与变化
在近十来年的中国，思想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渐渐成为热门的。
这在近百年尤其是近30年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说它“反常”，是因为这百年来，除了十几年特殊政治时代外，中国学界始终习惯于紧张地迫随西洋东洋，往往是在西潮东风两面夹击下，急急忙忙地模拟和学习，而思想史领域这种彼消却此涨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异数”。说它“合道”，是不仅它在试图回应上述思想的困境，而且也因为它恰恰呈现了近年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特殊背景。这些特殊背景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点。
一是尽管经过30年对西方学术的形摹影随，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撰述者逐渐开始注意到种种眼花缭乱的西方学科样式，其实可以重新加以梳理和改造，在思想史领域也可以开始实践新的写法，这就是“让思想说汉语”的潮流。
二是尽管经过30年的巨变，但是在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思想世界，仍然要通过“思想文化”来最终解决问题，就像古代中国相信要通过“道”来把握“器”，通过“本”来解决“末”一样。特别是在“现代”与“后现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实际生活世界”之间始终有困扰的当下中国，人们似乎很需要回顾既往的思想史，看看是否我们仍然处在思想史的延长线上。
三是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域外新理论和国内新材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而在重写思想史的时候，麻烦的是这种有关思想史的思考，有时还要跳过几十年的学术史，处在一再重新开始的状态。
可是，过去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并不能承担对于这些问题的溯源与解释。过去的思想史，是儒家“道统”叙事、日本或西洋的近代哲学史叙事、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结合。30在现代中国主要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模式：从谢无量、钟泰、胡适到冯友兰，逐渐形成以西洋框架解释中国资料的典范。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唯物主义哲学史方式影响巨大，其来源与形成更早在1949年以前，从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1918）、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1924）、塔尔海玛（August Thalheimer , 1884-1948）《辩证法的唯物论人门》（1927，李达译，1934）、叶青《胡适批判》（1933,1934)，后来一直发展到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形成对大学哲学系至今还有统治力的哲学史叙述模式。二是中国思想史的叙述模式，尽管从常乃德的《中国思想小史》到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等，在1949年以前有多种思想史写法，但是，具有统治力的是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模式，由于它的史料丰富和内容庞大，它的影响力和笼罩性至今仍然巨大，按照张岂之的说法，它的基本方法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是在历史叙述中，侧重社会性质和思想属性相结合的阶级分析与历史叙述。
可是，这些模式下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却无法恢复历史，也无法诊断当下。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必须破除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我自己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写作的。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试验性的作品，居然推动了中国这一思想史研究热潮，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种种争论。如果把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论归纳一下，我想，大概可以归为六个方面。第一，在中国，是否要思想史代替哲学史，来描述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是我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这涉及思想史的资料范围是否应当拓宽，思想史的背景是否应当重建，思想史是否也应当叙述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等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文化史的内容，是否应当被纳入思想史。第三，是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在思想史著作中讨论思想的知识基础，势必会把原来有关数术、方技之类的传统知识，也就是今天科学史、技术史、学术史甚至教育史的内容拉进思想史，思想史一定要涉及它们吗？第四，是思想史上的“加法”和“减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思想史要不要讨论在时间中人们逐渐淡忘的那些内容？把这些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放回历史，是否恰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文化环境？如果不发掘这些内容，我们是不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后见之明”来误读过去？第五，是这种不以“人”或“书”为章节或单元的思想史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延续脉络，这对习惯了的旧章节形式的思想史读者，会造成困扰吗？第六，是思想史的时代如何划分？7世纪初（也就是初唐）和1895年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时段划分的标志？这种与过去不同的时段划分法，是否在暗示什么特别的政治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