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穷死是罪过（第4/8页）

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打工女孩：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你非得相信自己是个人物，就算你只是百万人中的沧海一粟。

1994年4月17日

是呀，我毕竟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吃零食，爱贪玩，更爱漂亮。

不要幻想能成为一个超人。

你只是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女孩子，同样对好看，好吃、好玩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

还是从平凡从普通做起吧。

东莞的工厂里，男女分工很明确。女人当文员，在人力资源部和销售部门工作，流水线上绝大多数的工作也是她们的；老板们觉得小姑娘更勤奋也更好管理。男人垄断技术工种，比如模具设计和机修。他们通常占据工厂的高层职位，但也出现在最底层毫无出路的岗位上：保安，厨子，司机。工厂外面，女人做服务员、保姆，美发师和妓女。男人在工地干活。

这种性别划分也反映在招工广告上：

高埗手袋厂招聘

销售：限女性，英语四级

前台：限女性，会讲粤语

保安：男，30岁以下，身高1米7或以上，退伍军人，懂消防，会打篮球者优先

这同时暗示了不少信息。年轻姑娘享有流动性更强的工作机会；她们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人，然后升职到文员或者销售。小伙子进厂则更难，一进去往往就难以改变。女性不管在厂内厂外，都有更广泛的社交，很快就能接纳城市的穿着、发型和口音。男人则容易自限在局外人的世界里。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要留下来的意愿也更强。

女性占中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她们往往比打工的男性更年轻，也更可能是单身；她们离家更远，在外的时间更长。她们更有自我提升的动力，也更可能将打工视为改变一生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男性表示获得更高的收入是离家打工的主要目的，而女性则渴望“有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男人不同，女人无家可回。根据中国的传统，儿子结婚以后要带老婆一起回他父母家；男人永远在他出生的村子里有一个家。女儿，一旦长大成人，便永远不会回家居住——直到她们结婚，否则哪里都不是她们的归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对女性有好处。许多农村的父母期望儿子离家近一些，或是在附近的城里送货或者卖菜。没什么盼头的小伙子可能就这样混，干些杂活，抽烟喝酒，把微薄的薪水赌掉。小姑娘——没那么多人宠，也没那么多人疼——可以远离家乡，自己做打算。正因为没那么重要，她们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好处也不牢靠。如果说外出打工将女性从农村解放出来，它也同时把女人置于缺少异性接触机会的环境中。在农村大多数姑娘二十出头就结婚了，但是推迟结婚年龄的打工女孩就会冒着永远失去这种机会的风险。东莞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据说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是女性，很难找一个素质高的对象。社会流动又把找老公这事儿弄得更加复杂。从流水线开始向上流动的姑娘瞧不起农村的男人，但是城里男人反过来又看不上她们。打工族把这叫作高不成，低不就。

我认识的那些打工女孩从不抱怨做女人所面对的种种不公。父母重男轻女，老板喜欢漂亮秘书，招工广告公然搞性别歧视，但她们却从容面对这些不公——在东莞这三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女权主义论调的话。也许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过得都不容易。唯一要紧的鸿沟横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一旦你跨过这条线，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春明晋升得很轻松。1995年，她跳槽到东莞较偏远的一家做水枪和BB枪的工厂。她终于学会了粤语。一年之内，她的工资从一个月三百块涨到六百五十块，再到八百块，然后是一千块。她发现部门的领导们跟她做一样的事情，却比她拿得多。如果你不把我的工资涨到一千五百块一个月，她给老板写信，我就不干了。她最终达到了目的；这家厂以前从来没有人一次性涨过五百块工资。但是春明不满足于升职涨工资。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她还要学会更多。

和人相处马上变得复杂起来。在村里，人际关系是由亲缘纽带和共同的家族历史而决定的。在学校里，在流水线上，大家的地位一样低。但是一旦某个人在打工界晋升，权力的平衡发生转变，就会令人不安。朋友可能变成老板；年轻姑娘可能比男朋友先得到提拔。

1996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