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24/32页）

在那宅子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周日午餐会。大家为卡拉送行，并见到了新经理。即便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也会注意到他。他身上有一种被压抑的暴力倾向，但似乎是个有自控力的人。他四十多岁，混血儿，葡萄牙血统多于非洲血统，身材魁梧，看上去很温和。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甚至有些过于正式，急着想给人留个好印象，但态度和举止跟谁都不一样，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眼神很疏远，似乎和他正在做的事有点距离。他的上唇唇尖突出，下唇饱满光滑；这是沉溺肉欲者的嘴。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上欠欠身，头歪向一边，以她特有的口吻说：“时机不对。决定不当。有许多不好的事在葡萄牙等着你。你的孩子们会让你伤心欲绝。”要是在两年前，这种鬼神之说会让卡拉吓得跳起来，可现在她却毫不理会；诺伦尼亚太太又说了一遍，她还是不理会。我们其他人都领会了卡拉的意思。我们不介入；我们以为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卡拉和诺伦尼亚太太之间的私事。诺伦尼亚太太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把手伸得太长了。她把头缩进衣领，起初看上去似乎恼羞成怒，随时会一挥手，让她那总是臭着一张脸的身材瘦削、出身高贵的丈夫推着轮椅扬长而去，撇下这伙半黑半白的人。但她没有。在午餐会剩下的一个半小时里，诺伦尼亚太太都在找机会和大家聊天，对许多事情表达了中立或积极的看法，最后甚至对卡拉在葡萄牙的安排显示出了兴趣。她作为预言者的角色从此动摇——虽然她之后还在我们中间待了几年。她竟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挫了锐气。这也许是因为，随着半真半假的消息从战事纷扰的边境传来，诺伦尼亚夫妇所代表的种族与社会地位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重要了。

我们一离开午餐桌，我就和格蕾萨——新经理的妻子、卡拉的修道院学校校友——打了个照面。我首先注意到她那双浅色的眼睛：不安分的眼睛，它们让我再次想起她的丈夫。接着，我注意到——仅仅是一瞬间的想法——那双眼睛看着我时流露出的神情和别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在那一瞬间，我十分确定，我在那双眼睛里不是安娜的丈夫，不是种族与众不同的人，而是一个在欢场的温暖隔间里流连忘返的男人。性以各种方式走近我们，改变我们；而我最后发现，我们会把各自的体验的性质写在脸上。这瞬间不过一秒钟。解读女人的眼神，这也许只是臆想，但对我来说却是个关于女人的新发现，为我的情欲教育增添了一笔。

两个星期之后，我再次遇到她。那是城里的一次爱国活动，以大广场上为某位将军举行的阅兵礼为开端。气氛很奇怪，隆重，盛大，但同时没有人当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支花费重金集结于此的军队再也不愿在非洲作战，他们更关心家乡的状况。将军曾经制定大规模扫荡边境的战略，一度受到赞扬，而现在（听说为时已晚）却又有人说，更好的战略应该是将军队沿边境上的重要防御点作链状部署，每个点都布下重兵，可同其他防御部队在任何指定地点集结。不过在那个星期六上午，城里的驻军仍然一切正常。旗帜在招展，有人在演讲，乐队在演奏，队列在前进。所有人，孩子和老人，葡萄牙人、非洲人和半黑半白世界的人，商人、闲汉和乞儿，都在站着看热闹，军装、佩剑、仪仗，以及音乐、行进、嘹亮的口令和复杂的队形变化令他们无比激动。

城里那栋不大的总督宅邸因这个活动而开放，阅兵礼之后在那里举行了欢迎将军的仪式。总督宅邸是城里最古老的建筑，在整个殖民地的老建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人说它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但没人说得出确切年份。整栋房子用石头砌成，两层，方正朴素，外观看起来毫不起眼。也许曾经是总督的宅邸或行辕，但现在没有人住。它既是博物馆，也是历史遗迹，底层每周对公众开放一天。我去过两三次，从没在那里见过第二个人，那儿也没有多少东西可看。一艘已经褪色但还较新的划艇，据说像是达·迦马登陆时所驾驶的那艘。各式旧船锚，有些很小，高得出人意料的木船舵是用厚木板拼接而成的，显示出木匠运用粗重工具、绞车和旧绳子的技能。航海历史的遗迹，如同家里被遗忘的废旧物品，没有人想要扔掉，但也没有人能够辨认，能真正理解和尊重。

楼上则不同。以前我从没有上去过。那是一个幽暗的大房间。宽阔的地板条因为年深日久而显得黝黑润泽。厚重的墙壁上嵌着百叶窗，使海面与天空的光亮显得柔和了些。漆成黑色的天花板有些褪色，能够看见上面有一些斑驳破碎的装饰。房间里挂满历任总督的肖像，尺寸相同，笔法相同——简单的轮廓，平淡的色彩，各位总督的姓名都用仿古字体写在画像顶端——说明是某个政府文化部门不久之前统一筹划制作的。也许是因为筹划得周到，效果还不错，看上去挺气派。但房间里真正高贵的东西是家具。用料是黑檀木或别的什么黑色木头，精雕细刻，每块木头似乎都是先镂空再两面雕琢过的。这些家具不是供人坐的，而是供人看的，木头成了蕾丝，总督的家具是其权势的象征。据说这些家具和房子一样古老，据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葡萄牙官员说，它们来自葡属的印度果阿。这些毫无意义的雕花就是在那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