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8/32页）

一个星期天，轮到我们招待午餐，我们就去了那家铺着黄蓝瓷砖的海滨餐厅。饭后，科雷亚提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海滨别墅，也就是他的投资。安娜和我，以及另外许多人都还没去看过，他说自己也有两年没去了。我们离开餐厅，开车上了狭窄的海边柏油路——沙滩上的一条黑色硬壳，然后转入坚实的沙路，穿过翠绿欲滴的沙地灌木和热带杏树，最后重新到达海边。我们看见一间非洲人的窝棚，光滑的茅草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赤褐色的光辉。我们停了车。科雷亚喊道：“阿姨！阿姨！”一个身穿非洲衣裙的黑人老太太从笔直的芦苇篱笆后面走出来。科雷亚对我们说：“她儿子有一半葡萄牙血统，负责照看这房子。”他亲切地对那个非洲老太太大声说话，做得有点过头了，也许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扮演着他的双重角色：既能和非洲人友好相处，又是体恤下人的老板。老太太看上去很尴尬，不肯配合科雷亚的表演。科雷亚问起塞巴斯提欧。塞巴斯提欧不在家。科雷亚大声说着话，朝海滨别墅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到的是半个废墟。窗子破了；在咸腥的潮湿空气里，每一处的钉子都锈了，锈水流下来弄脏了褪色的油漆和发白的木头。底楼的落地窗被从铰链上卸了下来。本该是起居室的地方，一条高舷渔船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支在木架子上，仿佛是泊在干船坞。

那个非洲老太太远远地站在科雷亚身后。科雷亚一言不发，只是看着。他的脸皱起来，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已经出离愤怒，从眼前的景象中抽身远去。他被痛苦淹没了，显得那么无助。我想：“他疯了。怎么我以前没有看出来。”在修道院长大的卡拉似乎对我刚刚看到的已经习以为常。她走到他身边，就好像我们其他人都不在场似的，对他说话的口吻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就像是在对孩子说话。她说：“我们要把这该死的地方烧掉。我这就去找煤油，然后我们回来把这些鬼东西连同那条该死的船统统烧光。”他什么也没说，由着她拉着自己的胳膊，走过阿姨的窝棚，回到车上。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似乎精疲力竭，消瘦的双颊干瘪松弛。卡拉说：“我们要去欧洲住一阵子。”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里欠欠身，细声细气地说：“时机不好。”卡拉说：“我们要去看看孩子。”科雷亚夫妇大概一年之前把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送到葡萄牙念寄宿学校。诺伦尼亚太太说：“时机对他们还好。”接着，语调丝毫未变，问道：“那个男孩怎么了？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卡拉不安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他病了。他信里没提。”

诺伦尼亚太太没理会。她说：“有一回我出远门，没选对时机。那时候战争结束没多久。还得过很长时间，我才会坐上这轮椅，也可以说坐上这宝座。我们到南非去，去德班。那地方很美，可就是时机不对。我们到那儿才一个星期，当地就爆发了动乱。放火烧商店，还有打劫。动乱是针对印度人的，可是有一天麻烦却找上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那里的街道不熟。我老远看到一位金发长裙的白人太太。她对我招手，我就跑了过去。她一句话不说，带我穿过各种各样的小巷子，来到一栋大房子里，我就在那儿一直待到街上太平下来。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讲给我朋友听。他们说：‘那位太太长什么样？’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那房子什么样？’我又描述了房子的样子。有个人说：‘可是那房子二十年前就被推倒了。你见到的那位太太的确曾经住在那里，可她在房子被推倒之前就死了啊。’”诺伦尼亚太太的故事其实是在吹嘘她自己的法力，讲完之后，她把头一歪，搁在肩膀上，就像一只落在枝头准备睡觉的小鸟。同往常一样，每次她预言或是讲故事，我们最后都说不清楚话题是怎么进展到那里的。大家只得一脸凝重地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管时机对不对，科雷亚夫妇到底去了欧洲，看望孩子，然后处理其他事情。他们离开了好几个月。

我认识了他们庄园的经理。我经常在城里遇见他。他是个混血儿，瘦小结实，四十多岁，说话很斯文，但有时候有点过。比如说，讲到某个和他有过节的葡萄牙人或者开店的印度人，他会说：“任凭你如何施展想象力，也不会将他称为君子。”但是和我见面次数多了之后，他说话便开始随意起来。他满肚子鬼主意，同时非常轻信，让我觉得自己被拖入了一系列针对科雷亚夫妇的小阴谋。我们去新开的咖啡馆（永远有咖啡馆开张和歇业）。我们开始熟悉酒吧。我开始熟悉这个军事小城的新风情，我很喜欢。我喜欢和那些葡萄牙士兵待在一起。有时还会遇到某位军官，絮絮叨叨地大讲有关果阿人和印度人的往事。但七八年前果阿已被印度接管，新兵大多不知道。而士兵通常都很友善。丛林里迄今为止还没有战事。据说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地区有游击队训练营，然后约旦也有了；但后来发现这些传言纯属捕风捉影：原来是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一些学生在假期里扮游击队玩儿。我们的军事小城依然风平浪静，客客气气。仿佛是在欧洲，在度假。至于我，则感觉重返伦敦，不同的是，现在有钱了。我待在城里的时间越来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