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7/32页）

又一个星期天，他说他开始考虑为某位著名的直升飞机制造商做代理人。我们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开玩笑，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他现在有多厉害。他好像非常了解直升飞机。他说这念头是突然想到的——说得好像圣人顿悟——当时他正开车去海滨。一连好几个星期，他都在说直升飞机。然后，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要不是认识科雷亚，我们恐怕根本不会注意那篇报道——这里正在购入一批直升飞机，但不是科雷亚说到的那个制造商。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科雷亚提起直升飞机。

科雷亚就这么发了。直升飞机的事只是一个小挫折。但他们夫妇说到钱，嘴里还是原来那些没脑子的话。他们依然认为会大难临头。他们是走运了，但这让他们比以前更忧虑，他们说他们决定不把钱花在殖民地。他们在这里仅仅买了一幢海滨别墅，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不远，就在目前正迅速发展的度假区。这么做是在“投资”。这是他们的新词汇之一。他们开了一家公司，叫作“加卡投资公司”。他们向我们派发名片，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乡下穷亲戚，名片上印着的时髦的公司名称是两人名字——加辛托和卡拉——的头几个字母的组合。为了这门新生意，他们到处奔波，现在他们不再只开银行账户。他们开始考虑取得世界各地的“文件”——这让我们更加觉得望尘莫及——旅行途中，就在火车上处理事情：澳大利亚的文件、加拿大的文件、美国的文件、阿根廷和巴西的文件。某个星期天，他们——或者说是卡拉——甚至提到要移居法国。他们刚去过那里，还买了一瓶法国名酒带到午餐会上。每个人都得了半杯，每个人都抿了抿，说这酒真好，但其实酸得很。卡拉说：“法国人懂得生活。在左岸有一套公寓，在普罗旺斯有一幢小房子——应该会很不错。我一直在跟加辛托说这事。”而我们这些不准备去法国的人则抿着酸酒，就跟喝毒药似的。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科雷亚夫妇的成功似乎永无止境，只要军队还在，城市还在发展，只要首府的那位大人物还在位——然后，危机来了。我们是从科雷亚夫妇的举动看出来的。他们每天早晨都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教堂望弥撒。三小时的来回车程，一小时的弥撒，天天如此，而谁知道他们在家里还做过多少祈祷和连祷：这样的行为是任谁也没法儿保密的。加辛托·科雷亚越来越苍白消瘦。后来，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政府采购方面的违法行为被揭露出来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报纸任由丑闻传播，然后，和加辛托·科雷亚有关系的那位纯葡萄牙血统的大人物在当地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大人物说，任何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政府都必须保持警觉，而他将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对采购事务中的违法行为追查到底。罪行将受到惩治；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应坚信这点。

这就是好脾气政府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科雷亚夫妇惹下大麻烦了，各大城市的银行账户，各个国家的身份文件，统统救不了他们。在这里，黑暗就是黑暗。

可怜的卡拉说：“我从来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修女会告诉你们的。我曾想去做修女。”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好几年——为什么科雷亚夫妇会被那位大人物选中。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形，大人物需要某个人被抛进黑暗。按照殖民地的规矩，毁掉一个像他这样的葡萄牙人有违阶层秩序，很不光彩。而把一个第二等级的人扔进黑暗则毫无问题，那些半黑半白的人有教养，受尊敬，努力，深谙金钱之道，出于种种原因愿意随时听候调遣。

科雷亚夫妇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了三四个月。他们时时梦到成为代理人之前的简单生活，不停地责备自己。我们很同情他们，但不幸也让他们变得令人生厌。加辛托仿佛成了个废人，像对付敌人那样专注于他的疾病，几乎全然不顾其他事情。后来，突然之间，危机过去了。加辛托认识的那位在首府的大人物找到了某种方法挫败了挑起整个事件的对手。报纸上不再恶语相加，采购丑闻（其实它只在报纸上存在过）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加辛托的焦虑并未随之结束。他明白了权势有多么不可靠。现在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有大人物保护，而且有人会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提起这桩对他不利的案子。他为此备受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这很奇怪，多年来我们总是听到加辛托说大难将至（有时候甚至是以极大的热情），说会发生什么大事将殖民地生活连同他的世界一扫而光。一个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样的念头，还喜欢以此吓唬别人，就不应该因为首府有几个人图谋报复而忧心忡忡——反正总会一了百了。但加辛托所谓会将所有人、所有事物统统带走的大变故不过是一个哲学谎言。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很含糊。事实上它是一个道德概念，一种自我赦免，使人生活在殖民地同时又得以置身其外。它很抽象。而令他担心的耻辱却并不抽象。那耻辱是真实的，细节毕现。它也是个人的。那耻辱只会降临到他一个人头上，而这美好世界中的其他人则会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