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5/32页）

我和安娜也在扮演着我们的角色。而且，既然没有人能真正看清自己，我相信，如果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一定会惊讶，甚至感到受伤，科雷亚、里卡多和诺伦尼亚夫妇也是一样。

这种庄园生活模式或许始于二十年代的战后繁荣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新鲜的，也许并没有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成年时期。现在它持续不了多久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是否都（不仅仅是夸张的科雷亚夫妇）觉察到了某种本可以不予理会的令人不安的讯息：有一天我们在非洲将不得不摊牌。尽管我并不认为有人已经猜到，混凝土的世界将被脆弱的茅草旧世界彻底推翻。

有时候，我们星期天会去海滨那家简陋的周末餐厅吃午餐。那儿供应简单烹饪的新鲜海产，后来它开始做得好些了。不那么简陋了。某个星期天我们去到那儿，发现地上在铺瓷砖，黄蓝相间的阿拉伯风格图案让人赞叹。铺砖的工人是一个高大的黑白混血儿，眼神清亮。因为某些原因——也许是没有按时完成工作——那个葡萄牙老板正在大声辱骂他。面对我们和其他客人，那老板总是彬彬有礼；但转过脸去，角色改变，他的性情也随之改变，开始继续大骂那个工人。每骂一声，那个眼神清亮的男人就把头垂得更低，仿佛挨了一记敲。他在冒汗，好像不仅是因为热。他继续干着手里的细致活儿，摊开薄薄一层快干灰浆，然后把每一块漂亮的葡萄牙瓷砖按正，轻轻敲打一番。汗珠从他浅棕色的额头上滚下来，他不时如挥泪一般将汗珠从眼角边抹去。他穿着短裤，身子蹲着，大腿上的肌肉将短裤绷得紧紧的。腿上、脸上粗硬的毛发打着小卷儿，脸上还有剃须刀留下的坑洼。对于老板的叫骂，他并不回嘴，尽管他一拳就能把老板打翻。他只是干活。

后来我和安娜谈起这件事。安娜说：“那个工人是私生子。母亲大概是非洲人。父亲多半是某个葡萄牙大地主。餐厅老板也许知道。葡萄牙有钱人会把他们的混血私生子送去学习某种手艺：电工、机械工、金工、木工、瓷砖工。不过这儿的大部分瓷砖工都是从葡萄牙北部来的。”

我没再对安娜说什么。但是，每当想起那个汗流浃背的大个子，想起他挨骂时那双清亮的眼睛，烙在脸上的出身的耻辱，我就会想：“谁来救救这个人？谁来替他报仇？”

后来，这种情绪里混入了其他东西。但那幅画面却久久挥之不去。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在非洲的第三年，受到控制的本地报纸开始透露大陆另一边发生的大事，对此我已经有所准备。

事情太大，压制不住了。起先当局可能不打算声张，可后来又改弦易辙，开始渲染恐怖气氛。某个地区起了暴乱，乡间则发生了针对葡萄牙人的大屠杀。死了两百、三百，甚至四百人，是被大砍刀砍死的。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片与这里相似的土地（尽管我知道并非如此），与这里的人相似的非洲人，他们的窝棚和村落、木薯和玉米地散落在各个大庄园之间：那里有一片接一片平整的腰果和剑麻地，见不到树木的巨大牧场仿佛新开垦的荒野，大树被伐倒或焚毁，余下乌黑的躯干，以防滋生叮咬牛群的毒蝇。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土地变得温和。但我第一天抵达时见到的图景——总有瘦小的非洲人行走在柏油路两边——却仿佛带着威胁意味的梦境，让我觉得脚下这片土地极为遥远。此刻想来，如同预兆。

可是我们周围的非洲人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说。他们的态度毫无变化。这一天，第二天，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月，一切照旧。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科雷亚说，这种平静中蕴含着不祥；一场危险的农民起义也已经开始在这里酝酿。但是，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依旧波澜不兴地度过了，而且似乎会这样持续下去。而我们所有的预防措施——在卧室里备下枪支和短棍，其实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甚或只是小范围的暴动，这些东西毫无作用——似乎都是多余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开枪。有人谨慎地告诉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可以去城里的警察靶场接受射击训练。守军军营里没有这样的场地，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为开战做好准备。邻居们都跃跃欲试，我却并不特别想去靶场。我从没想过要碰枪。教会学校里没有军训这种东西，我担心自己会在大人物面前出洋相——超过了我对非洲人暴动的担心。然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举枪瞄准，扣动扳机，我就着了迷。对我来说，那是与自我最私密、最强烈的交流，总是要在刹那间做出正确决断，回应头脑的运转。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那些在暗室中对着一点烛火冥想的人能够体验到的宗教的欢喜，也比不过我举枪瞄准时与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如此贴近所感受到的喜悦。事物的天平瞬间改变，我迷失在某种独属于我的宇宙之中。这真让人惊讶——身在非洲的靶场，心灵却以全新的角度遥想父亲和他的祖先，那些献身于宏伟寺庙的食不果腹的婆罗门。我买了一把枪，在安娜外祖父的院子里装了靶子，随时练习。邻居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