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二怒汉》与陪审团（第6/9页）

英文“法官”（judge）一词又有“判断”之意，意味着司法权即判断权。然而，上古社会并无职业法官，对凡人俗事做判断是神灵才能行使的特权。及至希腊时代，雅典以抽签方式选出六千名三十岁以上公民充任“审判人”（heliaia）,凡遇具体案件，根据案件类型、重大程度，少则五百零一人，多则一千五百人，以票决形式作出裁断。哲人苏格拉底就因教唆青年信仰新神，被五百零一名雅典公民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一票判处死刑。

然而，雅典式“民主”只是昙花一现。在黑暗的中世纪，国王虽会委派官员支持审判程序，但这类官员既缺乏足够权威，又没有作出决断的专业能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官”。所谓“审判”，更多是雪冤宣誓、神判、决斗等非文明方式。

所谓雪冤宣誓，类似自我诅咒，被指控者手触武器或家畜发誓，若手被武器或家畜所伤，则说明其说谎，将被判刑处置。至于“神判”，更是荒唐，又分火审、水审、面包审或抽签审等。火审要求受审者将手放入滚烫热水，或被烙铁触碰，几日后，伤口溃烂即有罪，反之则无罪。水审是将被告推入水中，浮在水上即是有罪，沉入水中说明无罪，理由是“水会接纳无辜者，排斥有罪者”，问题是，等把无罪者捞起，许多人已淹死，只好又把原告丢下水。至于面包审，更是荒唐，要求被告一口吞下一个面包，噎住即为有罪。决斗就更好理解了，由于人们相信神灵会站在胜者一方，所以被告可申请与原告决斗，取胜则无罪。

当然，古人也没那么愚蠢，单靠指天发誓、下水过火是不够的，还得有被告的若干族人、邻居担任“辅助宣誓人”（compurgators），证明被告所言非虚，确属无辜，再决定是否采纳“神判”结果。这些辅助宣誓人，虽有证人色彩，但因被赋予少许判断权限，被视为现代陪审团的前身。

到公元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禁止神职人员参加任何形式的“神判”，这一审判模式随即被废止，职业法官逐渐走上历史舞台。那时英国实行分权而治，别说法官，就连国王都受教会、贵族、领主制约，法院承继旧制，召集十二名本地居民，先决定是否起诉，再决定是否定罪。这样一是发挥他们了解当地风俗民情、被告平素表现之优势，二是据此抵御宗教、地方势力干预。至于为什么是十二人？有人说源自希腊神话，有人将之归因于耶稣有十二门徒，究竟如何，尚无权威考证。

陪审制刚运行时并无统一模式。问题是，十二人既负责起诉，又负责审案，定罪概率自然大大增加，因为人们很少会否定之前的有罪推断，这样当然不利于保护被告利益。各地纷纷抗议，国王却无动于衷，因为被告被定罪后，罚金或财产可挹注国库，怎能轻易减少“创收”机会？到135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终于架不住议会再三请愿，同意将“起诉”陪审团与“审判”陪审团分开，前者即“大陪审团”前身，后者则是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

不断进化的“自由堡垒”

尽管陪审团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国王从未放弃控制陪审团的努力。有时候，因为存在意见分歧，陪审员甚至与法官吵起来，最终以法官将陪审员关小黑屋、绑了游街，迫其就范，方才收场。但是，也有坚决不屈服的，在1670年的“小威廉· 佩恩案”中，被告佩恩因涉嫌非法集会而被起诉，陪审团始终坚持无罪裁决，被法官威胁停止供暖、断水断食也不屈服，结果这“十二硬汉”被集体打入大牢，缴足罚款才获自由。

佩恩出狱后，继承家族巨额遗产，并在北美特拉华河西岸买下一块后世称为宾夕法尼亚的土地，他为这块土地亲手拟定了宪章，其中一句是：“所有审判应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裁断，这些人皆从邻近的同阶层或等地位的居民中挑选，且应公正无私。”

英国从十七世纪初期，就将今日美国东北部海岸地带作为殖民地。各殖民地承袭普通法传统，皆适用陪审团审判。由于殖民地法官均受英人控制，且素质低下，当地民众比英国本土百姓更信任陪审团裁判。1735年的“约翰· 曾格案”中，《纽约周刊》编辑曾格因批评总督威廉· 考斯比而被起诉。尽管法官频频暗示陪审团裁决有罪，陪审团还是得出无罪结论。为了规避殖民地的陪审团，英国不得不扩大军事法庭、海事法庭的管辖权，并要求被控叛国的被告必须送至英国受审。

正因为陪审团成功抵御英王暴政，约翰· 亚当斯才提笔写道：“陪审制是人民的安全保障，避免他们像马一样被骑乘、像羊一样被修剪、像牛一样被驱使、像猪一样被驯养。”1776年，剥夺殖民地人民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作为英王乔治三世的罪状之一，被写入《独立宣言》。之后发布的《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都将接受陪审团审判确定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托克维尔游历美国后，更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大赞陪审团制度体现了国民主权，也有利于推进公民法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