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二怒汉》与陪审团（第5/9页）

铸就1957年经典《十二怒汉》的团队，如今已成追忆。继导演鲁迈特2011年去世之后，2012年，唯一健在的演员，饰演5号陪审员的杰克· 克鲁格曼也离开人世。但是，《十二怒汉》故事的生命力却在不同国家、不同法域的文化中延续。这个剧本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架设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讨论平台，可以根据时代变迁，设定各种新的社会议题，偏见、歧视、种族、性别、伦理、职业等。这种讨论永远可以引发共鸣。它所承载的对公平与正义的思考，足以跨越国界与种族，跨越时间与空间，历久弥新。

法律人眼中的《十二怒汉》

对于《十二怒汉》，各界人士都曾从本行业或本专业出发，作出过形形色色的解读：修辞学者试图归纳“说服他人的艺术”；语言学者认真分析每位陪审员的语言情态；心理学者着力揭示不同陪审员与“九型人格”的对应关系；政治学者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隐性运作方式；传播学者据此研究如何突破群体思维带来的压力……那么，专业法律人士怎么看待这部电影呢？

《十二怒汉》问世以来，给这部电影“挑刺”的法律人很多。地位最高者，要数现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 索托马约尔。2010年，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邀请索托马约尔出席该院法律电影节，并委托她指定一部经典法律电影与师生共赏。大法官选中的，就是《十二怒汉》。

电影放毕，索托马约尔发言称，《十二怒汉》对她意义重大。当年，正是剧中那位欧洲归化移民（11号陪审员）对陪审团制度的溢美之词，促使她下定决心，选择法律为终身职业，并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女性大法官。

“不过，我在下级法院任法官时，经常提醒陪审员们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至于电影里的某些情节，根本就是想当然，并不符合实际。”在索托马约尔看来，像8号陪审员那样自己买刀调查的行为，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要是被法官知道，不但8号陪审员将被替换，整个陪审团也可能被解散。

除“带刀”行为外，不少法律人也对一名陪审员说服十一名持相反意见陪审员的可能性存疑。实证研究表明，这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当然，编剧们都喜欢这样的“反转”，电影《陪审团里的女士们》（Ladies of the Jury ）、《我们是陪审员》（We’re on the Jury ）和《吉尔德斯利夫的倒霉一天》（Gildersleeve’s Bad Day ）中，均有类似情节。

不过，也有法律人认为，艺术必然超越现实，对戏剧作品没必要较真，相反，再没有一部电影像《十二怒汉》这样，将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等诉讼原则阐释得如此形象，并深入人心。这部电影提醒观众，“当一个人的生命攥在你手里时，你是否愿意独立思考，哪怕做一点点的怀疑”？电影试图传递的价值观也很明确：不屈不挠的怀疑精神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才是美国如此强大的原因。

但是，问题来了。《十二怒汉》这部电影，到底是证明陪审团制度非常管用，还是不太靠谱呢？支持者会说，当然管用！正是剧中十二人的集体智慧，成功挽救了一名无辜者的生命。不过，若回顾8号陪审员说服众人全程，读者也绝对有理由反问：在这个案子中，到底是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概率大，还是将被告匆匆定罪概率大？毕竟，一单生意、一场球赛、一顿热饭，都可能让某位陪审员作出草率决断。就连8号陪审员自己，也在第二次表决前表示，如果所有人坚持定罪，他也就“随大溜”了。更何况，电影展现的毕竟是一起谋杀案，关系到是否判处死刑，若只是盗窃或抢劫，涉及三到五年徒刑，8号陪审员还会不会坚持到底？其他陪审员还能容忍一耗再耗吗？结论可想而知。

前已述及，中国电影《十二公民》被认为是对《十二怒汉》的成功“本土化”改编，但该片一大“败笔”，就是剧中8号陪审员的身份设定：一名在职检察官。在适用陪审制的国家，法律人基本被排除在陪审员之外，原因就在于，制度设计更重视公民的生活经验和理性判断，不希望他们过分受某位“内行”的影响或引导，哪怕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引导。试想，观众好容易看到十一个人在一个人的理性指引下接近真相，结果，镜头一转，那人却是检察官。这种“绝地反转”，恐怕是更小概率事件。当然，评价一个制度是否靠谱，不能只看影视作品。要想系统了解陪审团制度，还是得看它的历史流变和现实争议。

从五百零一人到十二人

其实，无论捧到天上，还是黑入尘埃，都很难完整描述陪审团制度全貌。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它的产生、发展、蜕变、衰败、重生，都并非源自顶层设计，而是蕴含于历史与文化本身。即使在当代美国，也很难说有一个成型的“美国陪审团制度”。联邦政府、哥伦比亚特区，乃至五十个州，都有自己的陪审团机制。陪审团一定得是十二人吗？是不是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法官是否可以推翻陪审团的裁定？各州法律规定迥异。制度乃历史产物，若想通盘把握，只能求诸历史，了解其源自何处，待去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