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58/78页）

“我不想凭什么、怎么度过今天这样的问题。”游击队员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回到妻子、孩子身边去，在世界上打仗早打腻了。以后总会比现在好吧？也许你愿意这样地活到老。”他苦笑了一下。

“举起镐头来，举起镐头来。”我警惕起来，“长官在沟上面站着呢，你没有看见？”

我们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正在奋力干活，同时还专心聊天。我把整铁锹的土高高地抛到了土垒墙墙顶上，费尽了力气。巴奇在我们上方停了片刻，背着手，就好像从高台子上往下看似的，在壕沟上面慢慢地踱步，高筒靴子黑亮黑亮的。他身披的一件士兵斗篷下摆也同样沾上了泥污。

“组长，组长，”他站在一群起义者上方，对我呼叫，“到这儿来！这个人为什么躺在地上了？他为什么不干活？”

长官把所有会说德语的人都称作“组长”。早先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来的人们觉得这很可笑，但是也让他们感到丢人，因为组长就是组长啊。

我沿着沟渠快步跑了过去。拐弯后面的壕沟底，一个老人弯腰坐在地上，就是那个穿了原来很雅致却沾了污泥的皮鞋的老头，他两手捂着肚子，正在呻吟。长官蹲在沟渠上方，从远处细致观看这名囚犯的脸。

“生病了？”他问。

他手里拿着用旧报纸包起来的一大块东西。

这位老年起义者苍白得可怕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大汗珠，闭着眼睛，眼皮一下一下地抖动。他一定很热，因此解开了领子，麦秸从怀里蹿出来，触到了他的脸。

“怎么了，老爷子？看，是不是甜菜疙瘩伤着您了？”我问，表示同情。

他的同伴，那个用牛皮纸遮身的，对我狠狠地扫了一眼，对巴奇长官结结巴巴地说：

“病了。他病了，病了。”他重复说，希望长官能听懂波兰语，“饥饿，您明白了？”

“嗯，是啊，明摆着啊，”我赶快把话说完，“他吃甜菜吃得太多了，现在肚子里疼得很。跟刚来的人一样，他不知道野菜有毒。又贪吃，又饿得难受，没有办法，长官。”

“甜菜？那边地里的？嗨，那很不好。藏在衣袋里了，对不对啊？”巴奇长官用手掌做了一个把东西悄悄藏在衣袋里的、国际通用的动作。

“这个道理，他就是弄不明白！”我很鄙夷地说，“他每天用面包换甜菜。”

巴奇长官点头，表示理解，从壕沟上——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的边缘——肃然望着这个起义者。老人的同伴，那个披了牛皮纸的人，十分激动不安。

“您告诉他，也许应该把这个人送到集中营里去，因为他病了，病得厉害。”

“病得厉害？”我说，感到惊奇，“那就是，这世界上的事，您见识得还少。他还能活到晚上。您是怎么了？还是个小孩子啊？您不知道，现在，连一个警卫也不会离开这儿的。您是第一次在小分队里吗？还有，赶快扒下那些牛皮纸，不然有人会来管您的。我已经说过一次了。以后您又要说我们不是好人，不关照您。”

我回到自己干活的地方。游击队员趁着长官注意这件事的时候，安静地蹲在壁龛里，巧妙地倚靠着十字镐。我拿起铁锹的时候，他从壁龛里出来，也摆出干活的姿态。

“那个老头子，是吧？”他不怎么注意这件事。

“甚至连今天晚上也熬不到了。”我回答，“这样的，我见过何止一百个。腿肿，腹泻，现在吃甜菜，胡吃海塞的。前景不妙。”

“又少了一个。不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他们既然开始干了，就可以继续保卫那个华沙嘛。”

“当然可以。后来，他们去奥斯威辛的时候，是没有人监督他们的。他们以为是去工作的。现在他们干活，倒像迫不及待似的。”

我没好气地把足足一铲子泥土使劲抛到土垒墙墙顶，连铁锹把都弯了一下。

“对于这个人，你有什么可惜的？有人愿意为德国人效劳，那就由他去。”游击队员说，“在奥斯威辛，他们大声说，他们不懂政治，还有的人夸耀自己有一个德国侨民表叔，在这儿又不满意，因为吃的给得少。六个星期前来的，就已经想要三盘菜汤了。”

“你今天吃得多，超过一份了吧？”我问他，很感兴趣。在特别激动的时候，吃是少不了的话题。

“我都吃了什么呢？”腊多姆城郊原来的游击队员回答，“昨天都吃什么了？早晨一份面包，面包还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