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44/78页）

我们都笑了。现在不毒死雅利安人了，不好吗？只要这样就好。

“以前是毒死雅利安人的。”一个“久居”集中营的囚徒说，他总是加入我们的闲谈，“我在这个楼里很长时间了，脑子里记住的事多。经我的手进了毒气室的人太多了，其中就有同一个城市来的同伴、熟人！人的脸已经记不住了，大群的人，一张脸也看不见。但是，有一件事，大概是要记得一辈子的。当时我是急救医务员。我干活不可能很细致周到，谁都知道，没有时间小心谨慎。刮一刮胳膊，或者后背，或者什么部位，用棉球擦擦，绷带一裹，走吧。下一个！甚至连病人的脸也不看一眼。没有人道谢，因为没有什么可谢的。可是有一次我处理了一个化脓性蜂窝组织炎病人，听见有人在门口用俄国话说：‘谢谢，医务员先生。’他脸色极为苍白、憔悴，两腿浮肿，快站不住了。我去看他，送去一碗汤。他是右胯部发炎，整条大腿都是脓疱，往外流脓水，痛苦得很。他哭泣，说到他母亲。我对他说：‘安静。我们也有母亲，可是我们不哭。’我尽可能安慰他，因为他叹息回不了家了。我能给他什么呢？一碗汤，有时候还有一小块面包。为避免被选中，我一直尽可能隐藏这个叫托列奇卡的孩子，可是有一次，他们还是发现了他，登记了名字。不久以后，我去看他，他正在发烧。对我说：‘去淋浴，没什么。没办法。但是，等战争结束，你幸存下来……’‘托列奇卡，我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我打断他的话。‘你一定能活下来，’他坚持说完这句话，‘你一定去看看我母亲。战后肯定没有国境线，不分什么国家，没有集中营，人不再互相残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国际歌》中的一句。’他强调说，‘最后的斗争，你明白吗？’‘明白。’我回答。‘你去看看我母亲，告诉她，说我死了，是为了没有国境线，没有战争，没有集中营死的。你会告诉她吗？’‘一定告诉。’‘你记住：我母亲住在苏联，远东区，哈巴罗夫斯克市，列夫·托尔斯泰大街，二十五号。你重复一遍。’我重复了。我找到了营房长沙雷，他能够把托列奇卡从名单里划掉。他却打了我一个大嘴巴，把我轰出他那间屋子。托列奇卡进了毒气室。几个月以后，沙雷也被输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索要香烟。我传了话，谁也别给他一根烟。大家都没给。也许我做得不对，因为他被输送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必死无疑。但是，托列奇卡母亲的地址我记得清清楚楚：苏联，远东区，哈巴罗夫斯克市，列夫·托尔斯泰大街，二十五号……”

我们都沉默了。库尔特感到不安，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因为这场谈话，他一句也不懂。威泰克简单告诉他：

“我们谈的是集中营的事，还有就是世界能不能变得好一点。你也说几句吧。”

库尔特看了我们一眼，笑了一下，慢吞吞地说，让我们大家都听明白：

“我说几句吧。我在毛特豪森逗留过，那儿抓住了两个逃犯，正好在平安夜。他们在广场的圣诞树旁边竖起绞刑架，集中营所有的人都被叫来点名，目睹绞刑。圣诞树上的彩灯刚好发出亮光。集中营指挥官出场，面对囚徒们厉声呼吼：‘罪犯们，脱帽！’我们摘下帽子。集中营指挥官发表传统的平安夜祝福：‘谁的行为像猪，就给他猪的待遇。罪犯们，戴上帽子！’我们戴上了帽子。‘解散。’我们解散了。”

我们点起香烟，都不说话。每个人都想到了自己的境遇。

七

如果营房的墙壁突然倒塌，成千上万被拉进来、塞进木床的人，就会悬在空中。这很可能是比中世纪绘画中“最后的审判”更阴森可怕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人在一小块床板上睡觉的景象，因为人有躯体而必须占用的那小块地方这样的景象。他们使用人的躯体，无所不用其极：在躯体上用文身术烙上号码，可以节省号码牌子；夜间给予的睡眠时间，正好让人白天能够干尽可能多的活；白天给的时间，正好够吃饭用；他们给的吃的东西，正好让囚徒不至于饿死而又不浪费。只有一个地方属于生命：木板床的一小块，其他的一切都属于集中营，属于第三帝国。但是，连这一小块地方，一件衬衫，一把铁锹，都不是你的。如果你生病了，就没收一切：衣服、帽子、围巾、擦鼻涕的手绢。你一死，就把金牙拔下来，因为这在集中营的登记本上已经记录在案。尸体烧了以后，骨灰撒在地里，或者拿来填充水池。的确，焚烧尸体的时候浪费了太多的人体脂肪、骨头、肌肉——都是热量！可是，在其他某些地方，是用人体原料制造肥皂、用人皮做灯罩、用人骨头做装饰品的。谁知道呢，也许还出口卖给黑人，虽然他们也曾经虐杀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