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9/18页）

要知道，“储藏室”都要比孩子们的房间或浴室宽敞得多，整齐得多。在那个高大、干燥、明亮的房间里堆集了许多没用的“存货”和大量食品，像是储满面粉和猪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没有肉铺、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实上，家里到处都堆满了“存货”：在我母亲的衣橱里，在柜子和抽屉里，到处都塞满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编织物和成团的棉花。我们囤购的“存货”什么都有，包括鞋带和抹布。那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那般得意扬扬地从购物街归来，仿佛我们住在沙漠中的某个角落，刚从浩浩荡荡经过的大篷车队那里抢购回稀罕、贵重的二手货。我们一麻袋一麻袋地购买面粉，一桶一桶地购买猪油，买像磨坊风车那么大的奶酪，无论买什么东西，分量都不会少于一公斤。尽管家里有大量的“存货”，可我们还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哭嚷吵闹，两个女仆“消灭”面包，厨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饭，而我母亲每个月只领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费”，或许还能从中省出些“盈余”……我们每天吃两顿肉餐，我父亲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饭。我母亲让厨娘做丰盛、油腻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养活七口人绰绰有余。那时候，匈牙利人过着迦南[40]式既丰盛又廉价的日子；那时的廉价不是乞丐式的廉价，不像战后那样由于没钱而让人不得不精打细算，被迫贱卖家什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价廉的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种优雅、富裕、物欲的生活。清晨，让人感觉就像是家庭的节庆，命名日或婚礼日。我父亲刚刚刮好胡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和光辉牌洗发水的味道从浴室里出来，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着烟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过当地的报纸——我们订的当然是教会的报纸，由主教出资编辑、在主教的印刷厂付印的《高地日报》——在等待热茶从梅森[41]制造、绘有花卉图案的瓷罐里“涓涓流出”的空当，他匆匆扫一眼重要新闻。那是相当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亲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线绳仍绷得很紧，他只在吃饭时才会解开它，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规规矩矩地向两侧梳理一下散发着光辉牌洗发水香味的唇须。我母亲与他相对而坐，餐桌两侧各坐一对孩子，他们偷眼观看清晨举行的这个隆重仪式。孩子们的早点是黄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则配热菜汤；他们欣赏父亲用早餐时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弥补一切缺憾的高贵感。我父亲用早餐的样子是那样的威严，那般的优雅；他身穿绸缎面料的烟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软的小手举止轻盈。每天清晨，饭厅里都洋溢着宁静的、父权家庭的仁慈氛围。他喝的是香气袭人的金黄色红茶，茶里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边酌饮一边吃腊肉、半熟的煮鸡蛋、蜂蜜和匈牙利黄油。（他经常为了黄油跟我母亲争吵，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出于节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有时买回来丹麦黄油。我清楚地记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亲看穿了妻子的“诡计”，从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麦黄油”扔进茅坑里！）父亲吃的面包片需要给他单独烘烤，我对他挑剔的用餐习惯表示谅解，这种“见过世面者的做派”持续了好些年。在我眼里，这种“早餐田园诗”是布尔乔亚家庭的祭神仪式。只有那种获取到了社会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会用这种缓慢而挑剔的动作准备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实上，我父亲并没有获取到什么特殊的地位；他身处的阶层，是他本来就属于的阶层，正是这种归属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识，使他的态度和举止变得至尊至贵。大凡属于那个阶层、生活质量优越的人，确实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过一天的日子。

父亲用过早餐后，并不需要到远处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间，后来办公区扩大了，占用了走廊尽头朝向庭院的三间屋子，他的大部分业务都在那里办理。我们一家人住在余下的五间屋内；我父亲在“沙龙”和饭厅之间单独布置了一个“谈话间”或“吸烟室”，屋里摆了几个书柜和新定做的家具。各种式样特别的家具从当地的家具厂运来，那些令登门造访的熟人赞叹不已的家具都相当“摩登”。“沙龙”是家里最多余的房间，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因为在当时，外地的市民阶层对在西欧盛行的“沙龙”式社交生活还很陌生；通常，客人们围坐在白餐桌旁，他们在饭厅里吃罢晚饭，有时一直坐到天光破晓。即便如此，“沙龙”还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镶嵌着珍珠贝壳，巨大的水银镜，宽大的黑漆桌，桌上摆着银质的名片盒，里面装满了地位显赫的熟人们和偶尔登门造访者印有全部名衔、官衔的名片，桌子上还摆有相册、一只大海螺和一枚我母亲曾在婚礼上佩戴过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环。在烟灰缸的水波里，一条青铜美人鱼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擎火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屋里还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腊肠犬铜像，那是家里一只死掉的爱犬的艺术再现。此外还有许多银制、铜制或大理石的“陈设”，就连雕刻的石块也是从破败了的梅森运来的。在带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我母亲的藏书，其中有几本是她在少女时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后来我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许多铜制或桃花心木的陈设光亮、洁净得一尘不染；这个本来就很多余的房间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扫得越发精心。“沙龙”里的家具还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厂特制的，所以我们才开恩地没在重新装修时把它们扔掉。那些家具都是世纪末风格的工艺杰作，桃花心木与珍珠贝壳的奇妙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细刻成多立克和爱奥尼式立柱的样子。总的来说，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遗余力地掩饰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为了让人坐才制作的，而只是为了摆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必须承认，跟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风格的客厅相比，我们家的“沙龙”无论是在保守的品位上，还是在沉郁的“风格”上，都更精美绝伦。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厂一样，那些世纪末“摩登”家具的设计和式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厂每年仿照维也纳流行的款式复制过来的，毒害了两代人的审美品位。从“大法官时代”的彼德迈风格[42]，从宽厚亲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无过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长毛绒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纪末流行的市民风格的家具，跟那些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匈牙利到处生产的福耳图娜[43]宝匣一般矫揉造作的“瓷器柜”、用葡萄串做装饰的皮椅、带玻璃门的卧室衣柜或绷着红绒布的扶手椅相比，还是摆在“古日耳曼餐厅”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灵魂、让人头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装饰品。墙角耸立着棕榈树；在长沙发上，在脚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处都摆放着软垫。挂在墙上的刷子袋上绣有狩猎场景的织锦图案，站在写字台上的银鹿用犄角托着几支鹅毛笔，摆着猫头鹰造型的铜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状的大理石镇尺，彩色的珠帘，压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烟上的纸环精心拼贴成的壁炉守护神，羚羊蹄状手柄的炉火钩，用两只翅膀夹着一条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鹤，铁铸镀银、嘴叼名片的青鹭，许多用来遮挡窗户或家具的绒布、毛毡和垂帘，为了防止在某个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飘落的一粒尘埃，遮挡可能偷偷溜漏进来的一线阳光……总之，整个这一代布尔乔亚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我们家里，或许我父亲基于他出众的品味，多少对这些沉重的遗产进行了拣选——但是，我们仍旧难以毫发无损地彻底逃离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在“沙龙”和书房里，还是留下了一两只青铜鹳鸟或镶嵌在皮画框内、再现“鹿肉宴”场景的刺绣墙饰。这种“新家居艺术”——包括他们居住、穿着、阅读和谈话的方式——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欧的阐释。近代纯净优美的形式和华贵的家具，都被“获得启蒙的自由派市民阶层”嗤之以鼻，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破烂或祖母储物间里的遗物。的确，在那个年月，这种品位也是世界强权专制的结果。威廉皇帝或爱德华七世宫内最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肤科医生候诊室内的家具陈设没什么两样。在科孚岛“阿喀琉斯宫”[44]皇帝房间的写字台前，高个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绷着皮面、可旋转的钢琴凳上，主人工作时也坐在那儿。假若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门厅里居然挂着绣有狩猎场景的鞋刷布袋，这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