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7/18页）

为了解决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里也开了两家公开的会所：一家稍微廉价一些，简陋一些，开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致一些，俗称“官房”，开在兵器库大街的一栋平房里，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官职较高的公务员和军官。街头的情爱勾当，则在大门紧闭的两家会所之间矮房错落的鲜花大街内进行，经营者不是私人业主，就是情爱街贩。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甜蜜的地下情爱世界。光顾那里的不仅有未婚的年轻人，已婚男子和军官也不少见；偶尔，当地神学院的一些年轻僧侣师生也会鬼鬼祟祟地闪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毫无变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大门和用绿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墙，向路人们泄露了墙内的勾当。城里的绅士们在“泡完咖啡馆后”来到这里，在“沙龙”里享受午夜的欢乐，店主们经常调换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里，这种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是的，当时我还相当年少，只有十三岁；后来出于羞惭之心，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给我留下的记忆清晰而残酷。那次是楼里的一个男孩带我去的，他是香料师的儿子，一个充满野性、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个明媚、寂静的夏日午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进碉堡大街内的“廉价店”里，紧张得牙齿打颤。大门口的撞铃在走廊内回响，大门的左侧有一个挂着垂帘、堆满特蕾西娅时代家具的房间。在镶嵌玻璃窗的房门后面，有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话书中描绘的、《小红帽与大灰狼》里讲述的那只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我们并咧嘴微笑。我们朝庭院里跑去，因为香料师的儿子对这里的地形已相当熟悉，庭院的一侧有一面石墙跟街道相隔，底层和楼上的房门一字排开，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监狱或医院里那样。我们连“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只翅膀被剪、已被驯服的猫头鹰在院子里散步。后来，楼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悬廊上，她将铁罐里的水泼到庭院里，然后转身回到房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一动不动地紧贴墙壁，我那位爱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安静得真跟监狱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底层有一个房间的门被吱呀推开，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可能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我们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她的房间。朋友走在前头，我几近晕厥、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紧随其后。女人讲的是带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语，但别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她是不是年轻，是胖是瘦，金发还是黑发。房间里有一张布满污渍的长沙发，估计她刚刚起床，因为床铺上面还凌乱不堪，冒着身体的热气。铁皮盥洗池歪斜不稳地靠在墙边，墙皮剥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贴着一张用图钉固定、字母是印刷体的《卫生忠告》。我认真地阅读起来，与其说是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尴尬和局促。“用简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这是政府部门颁布的《卫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话。床前扔着几双男式皮靴。我们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朋友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如，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也很害怕；女人跟我们要了一支香烟，她坐到床沿，坐在我俩之间，微笑地望着我们俩，一声不语。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朋友给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38]的硬币，我们从房间里溜出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逃跑，天色已近黄昏。那次历险抵消了马伊·卡洛伊[39]小说里令人亢奋不已的色情描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类地方都失去了兴趣，尤其对我那位“阔绰”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发之前，他用小说般的谎言欺骗了我，“在那里面”，他跟我一样紧张得牙齿打颤，跟我一样不知实情。比方说，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触跟我们以为的截然不同（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以为，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云里雾里，所有不体面的东西纯属胡思乱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后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这是他从哪里听来的。后来，我对他的谎言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开始瞧不起他，不再乐意搭理他。

城里还住了两个“窑姐”，两位年龄较大、并不怎么漂亮的女人。她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总是一起进出，如影随行，脸上罩着面纱，戴着大风车似的帽子。她们俩在业内的男人圈里，很受城里那些风流男士们的尊重。其中一位绰号“柠檬”，另一位被学生们戏称为“橘子”。她们向那些有幸获得她们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钱数，很可能超过鲜花大街的那些情爱街贩和那些吉卜赛女郎或独身女仆。或许也正因如此，她们被赐予“窑姐”的荣衔。不管怎么说，“柠檬”和“橘子”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鲜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颇像家庭主妇、看不出具体年龄、身材丰满健硕的站街女郎，好几代男人都从她那里学到过情爱的秘诀。这位名叫“兰凯”的老姑娘，城里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认识她，就连严肃、寡言的警察们也都很怵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承认。她曾是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迟早都会跟她产生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