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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列大叔”掌管银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家族后裔，法学毕业，他跟整个那代人一样，在“自由职业”中谋求快乐，对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职不感兴趣。在童年时代，我对贵族阶层这种博学睿智的生命阶段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后来发现，当代文学对这段时光及其角色的记忆有误。安德列大叔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对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银行生涯，他一丝不苟地恪守营业时间，丝毫让人联想不到那类成天打猎、赌博、旅行，并在半夜三更打牌时接过卡西诺赌友欠账单的外地银行职员。生活总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经济学家，但是他在银行里誊写账目的时间远远超过打猎、打牌的时间。他也读一些书，偶尔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也许他这辈子对印戒的保管热忱远远胜过了贵族徽章。银行蹒跚起步，自行发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职员们是否在每笔贷款业务上都恪守了“银行规定”。我觉得，要想如实描述这位外地储蓄所经理，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他经常将钞票像在合同上盖章一样地贴到吉卜赛人的脑门上，并忧喜参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荡小子诺斯蒂——“我可爱的小家伙”借款。在沙罗什和泽普林州[18]，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城市里，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城市里，他这样的人物很难存留。安德列大叔，这位“银行经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赶到单位，戴上套袖，一直誊写到夜幕降临。首都一家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为银行贷款，佩斯的经理们都是傲慢、年长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下来检查安德列大叔的业务工作；那些年长的犹太人喜欢打猎，习惯以“你”相称，爱耍绅士派头，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古怪习惯感到好笑。实际上，安德列大叔在银行经理写字台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亲在州里和庄园内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父亲需要留心的是，农民们是否按时完成了他们的交租义务。从前，农民要碾磨稻谷或交一半的收成，相当于现在付贷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他们是否向农民强征暴敛？我觉得没有。他们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们也“必须靠什么活着”。只要让农民“劳作”，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后来，当安德列大叔由于过于复杂的家庭矛盾而放弃了这个职位时，一位来自首都的金融师接替了他，那人怀揣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来到我们城市，就像一位殖民总督，结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经理显然出于善意，但过分大方地将储户们的钱大笔贷给了波兰葡萄酒经销商们，波兰人收购了当时的“山麓牌”葡萄酒，银行在那场商业游戏中损失惨重，损失数额以百万计。父亲偶尔跟我提起这事，当时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储蓄者的钱；他找到那位当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总督的首都金融机构负责人，那位以绝情著称、国际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银行行长看了那份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后耸耸肩回答：“那就让这些先生们破产吧。”我父亲不动声色地提醒他说：“这样也行，那我就把这份材料带回去；不过在平衡表上也将留下您尊贵的名字。”那位声名显赫的银行行长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按了一下桌铃，对应声进来的经理说：“我们百分之百支付。”就是这句由三个词组成的豪迈话语，让佩斯银行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储户们不仅拿回所有的存款，还得到了利息。作为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美丽传说之一，这个故事我听人讲过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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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几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对面一层楼的一套三室公寓内，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很爱生气，烦躁不安；在我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像对待复活节彩蛋[19]那样小心翼翼。他有一颗骄傲而孤独的灵魂，本想当一名工程师，他对技术性的东西要比当兵在行（他在炮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想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技术领域。据说“当时大家都央求他延长服役期”，至少家里人后来都这么讲。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秉性、天赋和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非常适合军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轻视的工程师行业，他总是忐忑不安，烦躁易怒，感到受辱，总是有许多“难堪事”。总之，让人觉得他在生活中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人们对工程师和医生的职业抱有歧视，认为不适合绅士去做；出身显贵的年轻人自然应该投身法律，不应该给人灌肠或摆弄容器或游标卡尺。我们家族在上世纪末，在外地，在等级意识严重、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对我叔父的“脏躁综合征”[20]（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时年轻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21]的诊所里观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术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家的祖上是撒克逊人[22]，在17世纪移居匈牙利，忠诚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我的太祖父被利奥波德二世[23]册封为贵族，并被赐予“巴尼奥[24]伯爵·克里斯托夫”封号，主管马拉马洛什州[25]的皇家矿井。民族解放战争[26]期间，出于对匈牙利的热爱，我们家有许多家族成员参加了贝姆将军[27]率领的革命军。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维拉古什缴械[28]后遭到降职，先后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兰的皇家军团服役，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名衔，退休时官至皇家卫队长。但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家族在维也纳享有很好的声誉，被视为“忠诚分子”[29]。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为老布达总督时，曾去维也纳觐见过弗朗茨皇帝[30]。“我对匈牙利国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维也纳写信给远在马拉马洛什州的弟弟说，“在这里住宿的开销非常昂贵，每天仅客房和取暖的开销就五个福林[31]。皇帝亲切地接见了我，并且提到我们的父亲。‘对，对，’他用德语说，‘我听到不少对你的夸奖。’”很可能这位有着德国名字的官员于1828年受到皇帝亲切接见时，获得了皇帝和蔼的赞赏，并在宫廷里被划为“拉邦茨派”[32]。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家站在了起义者一边，并将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33]政府特此颁发了批文，并于1848年8月将决议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从信念和行动上看，他们都是狂热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亲和他的弟弟。当地的外族家庭对匈牙利持有的这种热烈、真诚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贵族家庭不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这些自愿融入匈牙利，并且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容忍某种与生俱来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逊铁匠，我认为，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某种特殊的、对我来讲毫不轻松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执的“责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种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共生仍无法释解的异类感和外族感。从精神上讲，我们家是复杂而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不仅是就“出生证”而言，从本质和观念上说也是这样。我们本能地回避新教徒，在社会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出于本能地回避我们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提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