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2/24页）

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偶尔也会带上我出游。他们沿着法兰西岛39的田野行驶，约见公证人，参观各种各样的房地产。他们在护林人的小旅店里歇脚。我父亲似乎基于一种迫切的理由，一定要到“乡下”休养。在巴黎，我去欧斯曼大街73号找他们，罗贝尔和我父亲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商议。罗贝尔·弗利蓄留着金黄的胡子。除了开雪铁龙19型车，我不知道他还能有别的什么活动。他向我解释说，时而他也去毕加尔40“溜一溜”，他回到孔蒂河滨路，就差不多早晨七点了。罗贝尔·卡尔将套房的一间屋改成裁缝车间。我父亲给他起个绰号：特吕发丹，假面喜剧41的一个人物。在四十年代，正是罗贝尔·卡尔，制作出头一批化装服饰：扎姆贝拉、卢奇·萨塞尔、姿姿·穆斯蒂克。

我陪父亲去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街，见一个新的“哑角”，一个名叫莫拉夫斯基的人。他住在这条街12号或14号，一家独立的小旅馆里。我在外面等着他，在栗树茂密的枝叶下来回踱步。时值初春。我母亲正在艺术剧院演一出戏，剧院的女经理是亚历山德拉·鲁贝—扬斯基。演出的剧目为《女人要知道》，作者是一位里昂丝绸厂厂主及其女友，演出完全由他们出资：租剧院，付给演员演出费。每天晚上，演出厅都空荡荡的，观众仅有里昂丝绸厂厂主的几个朋友。导演明智地向厂主建议，不要邀请剧评家，借口是他们“恶毒”……

暑期前最后一个星期天傍晚，罗贝尔·弗利和我父亲开雪铁龙19型轿车，陪我去蒙塞尔学校，等我收拾好箱子，装进轿车的后备箱里，我就沿着西部高速公路，诀别了茹伊昂若萨。

看起来，家里就是想要我远离巴黎，一九六〇年九月给我注册了托讷的圣约瑟夫学校，是远在上萨瓦省（毗邻瑞士和意大利）的小镇。一位雅克·盖兰先生和他的妻子，我父亲的妹妹斯泰拉，做我的联系人。他们在安讷西湖畔韦里耶，租了一所绿窗板的白房子。不过，除了星期天偶尔离校几小时，他们对我并没有多大帮助。

“雅基”盖兰业余爱好“纺织业”，他原籍里昂，生活放荡，喜爱古典音乐，滑雪，开豪华轿车。斯泰拉·盖兰则与日内瓦的律师，皮埃尔·雅库继续保持通信关系。当时，皮埃尔·雅库被控告谋杀，关进了监狱，后来获释，斯泰拉就去日内瓦看望。大约一九六三年，我在莫旺皮克酒吧，遇见他和她在一起。他跟我谈论文学，尤其谈马拉美。

雅基·盖兰在巴黎，充当我叔父的顶替人：“盖兰公司”，上城街七十四号，其实就是我叔父经营的企业。我始终没有弄清盖兰公司究竟做什么，就是一个类似货栈的地方，我叔父拉尔夫的办公室在那里销售“物资”。过了几年，我问过他，公司为什么起盖兰的名，而不用他自己的姓名“莫迪亚诺”。他用巴黎的口音回答说：“要知道，老兄，意大利音韵的姓名，战后不为人待见……”

假期最后几天午后，我在韦里耶湖畔看《魔鬼附身》42和《巫魔舞会》。开学前几天，父亲寄给我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简直就是打击一个即将囚禁于寄宿学校的男孩的士气。他将一个有点罪过的人交给命运支配，还确信他这样做得对；是想落个心安理得吗？“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你从圣洛给我寄来的信我给你打回去。我要对你说，收到你这封信，我一刻也不相信；你渴望回巴黎的动机，是为了考取你将要上的学校。正因为如此，明天早晨，你就赶九点钟的火车去安讷西。我等你到那所新学校的表现，我也只能祝愿在那里你的品行能起到模范作用。我本来打算去日内瓦见见你。这趟旅行，眼下看来没有必要了。阿贝托·莫迪亚诺。”

我母亲像一阵风似的经过安讷西，匆匆忙忙给我买了两件用品作为我的行头：一件灰色罩衫、一双打折的绉胶鞋，穿了十年从不透水。她在我返校那天晚上之前离开我。这总是于心不忍的事：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回寄宿学校，明明知道是去过囚徒生活。真想把孩子留下。她心中提出这个问题吗？看起来，从她的眼神里，我没有发现慈悲的影子。况且，她要动身去西班牙，准备逗留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九月份。一个星期天晚上，返校了。圣约瑟夫学校最初的日子，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是，我很快就适应了。四年以来，我就已经成为寄宿学校的常客了。我在托讷的同学，大多都是农民子弟，我喜欢他们胜过蒙塞尔那些金玉其外的小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