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4/24页）

重返寄宿学校，一直熬到放暑假。七月初，我母亲从西班牙回来，要我去日内瓦机场接她。她的肌肤变为棕褐色了。她住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中，身无分文，只有一双鞋。在西班牙巡回演出收获不大，却毫发未损她的高傲。她的下颏扬起老高，讲述安达卢西亚和斗牛士的“辉煌”故事。然而，受华而不实和奇思异想的遮蔽，她那颗心并不温柔。我父亲在那一带逗留数日，由与他办事的菲力浦·德·D侯爵陪同。侯爵高个头儿，一头金发，蓄留髭胡，说话声音洪亮，带着一个棕褐头发的情妇。他借用我父亲的护照去瑞士。他们俩同样身高，留着同样的胡子，身体也同样胖瘦，而D丢失了证件，是因为比塞大51事件；他匆忙离开降临灾难的突尼斯。脑海重又浮现塔卢瓦尔的比兹神父的平台上的情景，心中再次发问，我掺和到我父亲、菲力浦·德·D及其棕褐色头发情妇中间，究竟能干什么呢。八月份，我母亲和我，我们去克诺克—勒—朱特52，那里一户人家是我母亲的朋友，战前曾在他们的小别墅接待我们。多亏他们的热情，我们才不至于露宿或者投奔救世军。常玩卡丁车的生活优裕而笨拙的青少年。根特的一些企业家，像快艇驾驶员那样洒脱，拿腔拿调地彼此问候，讲的法语极力掺进英语的声调。我母亲年轻时的一个男友，一副堕落的老孩童的样子，在通往奥斯坦德的沙丘后面经营一家夜总会。随后，我独自返回上萨瓦。我母亲则回巴黎。我在圣约瑟夫学校，又开始了一个学年。

一九六一年万圣节假期。在安讷西，雨和融雪下的王府街。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莫拉维亚53的小说《愁闷》，书带上印着：“而他的解闷方式：情欲”。万圣节灰色的假期，我读了《罪与罚》，这是我的惟一慰藉。我得了湿疹，要去瞧我从安讷西年鉴上查到姓名的一位女大夫。她看到我状态不佳，显得很惊讶。她问我：“您父母在吗？”面对她的关切和母亲般的温柔，我得强忍着，以免放声痛哭。

一九六二年，我母亲的一封信，幸好没有落到雅南议事司铎的手中：“这个星期我没有给你打电话，我没有在家。星期五晚上，我去参加鸡尾酒会，是利瓦克在他制片的摄影棚里举办的。我还出席了特吕弗54导演的电影，《茹勒和吉姆》的首映式，当天晚上，我又去国家大众剧院（TNP），看了卡尔德隆55的剧作演出……我想你，知道你学习多么紧张。加油，我亲爱的孩子。我拒绝同布维尔演那出戏，始终不后悔。真若扮演如此庸俗的一个角色，那我会难过死的。但愿我能找到别的东西。我的孩子，不要以为我忘了你，真的，我挤不出来时间，不能给你寄包裹。”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趁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放假，不顾三十九度的高烧，乘人满为患的火车回巴黎，希望父母见我生了病，会留我在巴黎住几天。我母亲住到套房的四楼，屋里只剩下一张破了洞的长沙发，再无任何家具了。我父亲同冒牌货米莱娜·戴蒙若住五楼。在母亲的住房，我又遇见记者让·科，他有个保镖，以防秘密军队组织56的暗杀。萨特的这位前秘书是个奇特的人物，长一颗猞猁的头，那副模样仿佛被斗牛士吓呆了。我十四岁那时候，就说得他相信，斯塔维斯基57的儿子用了假名上学，就住在我的隔壁宿舍，这个同学曾向我透露，他父亲还活着，在南美洲某个地方。让·科就开着四马力小轿车来到学校，无论如何也要认识一下“斯坦维斯基之子”，期望搞一个独家新闻。那年冬天，我也重又见到了让·诺尔曼（又名让·杜瓦尔），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他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建议看侦探小说丛书。当时，一九五六年，我还不可能知道，他刚刚出狱。还有米莱依·乌鲁索夫，她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还有一位棕褐色头发的女郎，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岁，是我母亲在安达卢西亚认识的。她嫁给一个俄罗斯人，埃迪·乌鲁索夫，外号“领事”——“自由古巴”的——因为他喝酒比得上马克尔姆·劳里58的人物。他们夫妇二人在托雷莫利诺斯59开了一家酒吧小旅馆。她是法国人。她向我讲述她十七岁那年，要去参加中学会考的那天早晨，闹钟没有响铃。她一直睡到中午，当时家住在朗德省一个地方。夜晚，我母亲不在，只有米莱依·乌鲁索夫陪伴我。她躺在陷下去的小长沙发上睡不着觉。而我，则有一张大床……一天早晨，我和她去奥岱翁60广场。在圣安德烈贸易法院的拱廊下，一个茨冈女人给我们看手相。米莱依·乌鲁索夫对我说，她很好奇，想十年后再认识我是什么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