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80/88页）

尼古拉斯比加斯帕德年轻些，两人十分神似，有着同样的圆脸，但华发稀疏。他说起自己和莎拉间有种特别的情感，莎拉的沉默让他难以忍受，因此老爱去逗弄她，就算莎拉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出言反击，或是踢他一脚，仍然让他欢欣鼓舞，因为这代表莎拉总算暂时挣脱了心里的秘密和孤离的情绪。尼古拉斯还说起一九五〇年初期，莎拉第一次到特鲁维尔的海边游泳。她先是满脸惊异，接着便伸展双臂，欢乐高呼，迈开细瘦的双腿冲向湛蓝沁凉的大海，在浪花间兴奋尖叫。两兄弟也跟着欢乎着奔向海面，他们从来没见过犹如新生的莎拉。

“她很漂亮，”尼古拉斯还记得，“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十八岁女孩，那天，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心中还有快乐，未来仍有希望。”

我算了算，两年后，莎拉就离开了迪福尔家的生活，带着秘密前往美国，再也没有回头。二十年后，她过世。这二十年当中，她在美国过着怎样的生活？她结婚生子后，在罗克斯伯里的日子愉快吗？只有威廉知道答案，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我与爱德华对望，看得出他的想法与我相同。

这时，门上传来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伯特兰回家了。我英俊的丈夫有一身古铜色肤色，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脸上带着轻松的微笑，和每个人握手招呼。我不由得再次回想起让夏拉想起伯特兰的曲子，卡莉·西蒙唱道：“你现身晚宴，宛如登上游艇。”

顾及我怀孕的特殊状况，伯特兰决定将搬进圣东日街的日期往后延。我还没能习惯自己奇特的新生活，在这当中，伯特兰扮演着一个实质存在、友善又极有帮助的角色，然而精神方面却并非如此。他的出差行程比以往频繁，就算人在巴黎，也是早出晚归。我们依然共享一张大床，只是不再有夫妻之实，两人之间的鸿沟犹如柏林围墙。

佐伊以自己的步调接受着一切，经常谈起宝宝，表示自己有多么重视即将出世的手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父母在巴黎停留期间，祖孙三人经常相携到大学街上昂贵的顶极婴儿用品店大肆采购。

我身边大多数人的反应和佐伊、我父母和妹妹、婆家相同，对于孕育中的小生命十分期待。约书亚一向对孩童和病假嗤之以鼻，因而恶名昭彰，但是连他似乎都对这个小生命大感兴趣。当然，从他口中别指望听到好话：“我居然还不知道老蚌也能怀孕。”没有人提到我的婚姻危机，大家似乎都没注意到这点。难道他们暗自以为孩子一旦出世，伯特兰就会恢复理智？会敞开双手欢迎宝宝到来？

我清楚知道伯特兰和我将彼此锁进一个麻木的状况，我们不交谈也不倾诉，都在等待孩子的诞生。接下来呢，一切必须继续，我们得做出决定。

某个早晨，宝宝首次在我腹中踢动，刚开始，我还当成自己胀气。我希望宝宝赶快落地，让我用双手环抱。这种恼人的、无声的、昏昏沉沉的等待，让我觉得自己犹如困兽，只想直接跳到冬季，到明年，到预产期。

夏季尾声实在不讨人喜欢，热气和灰尘缓缓褪逝，黏糊糊的懒散心情随着分秒悄悄变换。我讨厌法国人口中的“开工”，九月初暑假结束后，孩子们回到学校，公司重新运作，不管在收音机、电视，还是报纸上，这个字眼一再出现。每当有人问起孩子要怎么命名，也会惹我心烦。羊膜穿刺早已道出孩子的性别，然而我不愿提早知道。我的宝宝还没有名字，但这并不代表我尚未准备妥当。

我每天都在日历上做记号，画完九月，进入了十月。怀孕状况良好，肚子日益圆润。我终于可以起床，回到办公室，去接佐伊下课，和伊莎贝尔看场电影，或是约纪尧姆到名流咖啡馆共进午餐。

尽管日子越来越忙碌充实，我心中的空虚和痛楚却不减分毫。

威廉·雷斯福德。不只是他的面孔和双眼，还有当他看到照片上佩戴星星的女孩时，脸上的表情和脱口而出的“老天啊”。

他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是否转身离开佐伊和我之后，就抹掉了一切？会不会一进家门，就把整件事抛在脑后？

也许，情况并非如此。我的一番告白，可能让他终日沉思，进而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的母亲成了陌生人，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女人。

他是否对妻女说出了一切？某个带孩子来卢卡的美国女人硬要说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在战时遭拘捕，历经沧桑，并在那期间失去了他从未听说过的舅舅和外祖父母。

我真想知道威廉有没有试着搜寻冬赛馆事件的相关资料，或去阅读有关一九四二年发生在巴黎市中心这场事件的文章和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