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79/88页）

我的声音像极了呻吟。

“宝宝呢？”

“宝宝很好，我们扫描过了。胎位有点不正，你得多休息，暂时不要起身。”

她离开病房，轻轻带上门。

“你把我吓坏了，”佐伊说，“我甚至还说了粗话，不过，你应该不会骂我吧。”

我把她拉到身边，无视手上还插着点滴的针头，紧紧拥住她。

“妈，你为什么不把宝宝的事告诉我？”

“我正打算要说，亲爱的。”

她盯着我看。

“你是不是为了宝宝才和爸爸闹得不愉快？”

“对。”

“你想要宝宝，爸爸不想，对吧？”

“大概吧。”

她轻拍我的手。

“爸在路上，马上就会到了。”

“天哪。”我说。

伯特兰要来这里，还带着满腔怒火。

“我打了电话给他，”佐伊说，“他几个小时后就会到了。”

我的泪水涌上眼眶，无法遏制地往下流淌。

“妈，别哭，”佐伊哀求，用手抹去我的泪水，“没事，现在都没事了。”

我疲倦地微笑，想点头安慰她。然而，我的世界却成了一片空白。我一直想到转身就走的威廉·雷斯福德。我想到他说的话“我不要再见到你，不想谈这件事。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以及他驼背的身影和紧抿的双唇。

来日方长，但却冷酷又灰暗。我从未感觉如此沮丧失措，内心似乎被一点一滴地掏空了。我还有什么？即将分手的丈夫不要我腹中的孩子，我只能独自抚养。我的女儿很快就要进入青春期，不再甜美贴心。我不知应该如何期待未来。

伯特兰来到卢卡，表现出充满效率、镇静又温柔的一面。我把自己交付给他，听他与医师讨论，看着他不时温暖关怀地望着佐伊。伯特兰接手处理所有细节。我会在这里静养，直到不再出血为止。接着，我要回到巴黎，到秋天，也就是怀胎五个月之后，才能正常活动。伯特兰不但没提起莎拉，也没有发问，而我缩进了舒适的宁静氛围里，同样也不愿谈论莎拉。

我开始有种感觉，自己宛如人们四处安置的老妇人，就像奶奶一样，躲在称为“家”的熟悉环境中，接受旁人宁静的笑容，以及一成不变的照料。任他人操控自己的生活并不难，更何况，除了腹中的胎儿之外，我已经失去目标了。

是的，伯特兰绝口不谈孩子。

几周之后，我们飞抵巴黎。短短的几个星期，我度日如年。我还是很疲惫，仍旧哀伤，威廉·雷斯福德日夜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有好几次想伸手打电话或是提笔写信，意图对他解释，表达我的歉意，但我一直鼓不起勇气。

日子就这么流逝，转眼已是秋季。我躺在床上读书，用笔记本电脑撰稿，透过电话联络约书亚、班贝尔、亚历山德拉，以及所有亲友。卧房成了我的工作室。起初似乎十分复杂，但是一切终于渐渐步入正轨。伊莎贝尔、霍莉、苏姗娜这些好姐妹轮流来为我准备午餐，我的小姑每周也会陪着佐伊到附近的超市采购日常所需。身材丰腴的塞西尔，会做出她最拿手的薄饼，为我在上面抹上厚厚的奶油；而身材苗条的洛尔，也会为我做出口味美妙又带着异国风味的低卡健康沙拉。我的婆婆虽然不常出现，但会派遣她家中精力旺盛却带点狐臭的勒克莱太太前来打扫，这位清洁妇震撼人心的干劲老是造成我的子宫剧烈收缩。在这期间，我的双亲来住了几个星期，落脚在德朗布尔街上他们心爱的小旅馆里，一想到又要当祖父母，这两老欣喜万分。

爱德华每周五都会带玫瑰花来看我。他习惯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不厌其烦地要我详述和威廉在卢卡的对话。听完，他总是忍不住摇头叹息，再三说他早该预料到威廉的反应，表示他和我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威廉从头到尾就不晓得这件事，莎拉竟然隐瞒了一切。

“我们能不能打电话给他？”他的双眼充满希望，“我能不能在电话上向他解释？”接着，他会看着我低声说：“我当然不可以打电话，真傻。我太可笑了。”

我想在家里举办个小聚会，于是询问了妇产科医师的意见，并且答应我会安分躺在卧室的沙发上。医生同意了，但要求我不能提重物，并且还得保持横躺的姿势。终于在夏末的一个傍晚，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前来巴黎与爱德华相见，年轻的娜塔莉也在场，同时，我还邀请了纪尧姆。三名长者的记忆中有个共同的小女孩，他们专心翻阅莎拉的照片和信件。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问起威廉，在旁聆听的娜塔莉则帮着佐伊递送饮料和食物招呼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