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6/88页）

“没什么，只是打个电话恭喜你表现优异，你这篇冬季竞赛馆的文章引起不小反响。就这样，班贝尔的照片也相当不错，很成功。”

“嗯，”我说，“谢谢。”

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

“还有什么事吗？”我谨慎提问。

“我觉得有一点儿不妥。”

“请说。”我说。

“文章不完整。你采访了幸存者、目击者，还有博恩拉罗朗德的居民，这很好，的确是不错。但还是有遗漏。警察，法国警察。”

“怎么说？”我有些恼火，“法国警察怎么样？”

“如果能找出负责拘捕的法国警察，听听他们的说法，那就太完美了。他们现在岁数应该很大了。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子孙的？他们的家人是否知情？”

的确没错，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做。我心底的气恼消失，反而感到沮丧。

“嘿，茱莉娅，没关系，”约书亚轻笑，“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再说，那些警察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开口。你在数据里应该读到警察的事了，是吧？”

“没有，”我说，“现在回头想想，我找到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警察。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是啊，奉命行事。”约书亚重复我的话，“我却想要知道他们这些年来如何面对这个命令。说到这里，那些负责从德朗西驾驶火车直达奥斯维辛的司机呢？他们知不知道车上载着什么人？难不成真以为自己载运的是牲口？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要将这些人运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还有，巴士驾驶员呢？难道也全不清楚？”

他又说对了。我还是没说话，出色的记者的确会去探究这些禁忌的话题——法国警察、法国交通系统。

然而我只注意到冬季竞赛馆的孩子们，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你还好吗，茱莉娅？”他的声音传过来。

“好得很。”我没说实话。

“你需要休息了，”他宣布，“你该坐飞机回家了。”

“我正打算这么做。”

当天晚上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来自欣喜若狂的娜塔莉·迪福尔的。我可以想见她兴奋的表情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眸。

“茱莉娅！我重新看过爷爷留下的东西，找到莎拉的卡片了！”

“莎拉的卡片？”我没听懂她的话。

“就是她宣布要结婚的那张卡片，上面有她丈夫的名字！”

我抓起笔，忙乱中却找不到纸张，于是用圆珠笔直接写在手背上。

“什么名字？”

“卡片上写，她要和理查德·杰·雷斯福德结婚。”接着她告诉我名字怎么写，“卡片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就这样了，没有地址，也没有其他信息。”

“理查德·杰·雷斯福德。”我重复着这个名字，清晰地写在手背上。

我向她道谢，承诺会把进展告诉她，然后打电话到曼哈顿找夏拉，接电话的是她的助理蒂娜，等了一会儿，才听到夏拉的声音。

“又是你，甜心？”

我直接说出重点。

“在美国要怎么找到一个人？”

“电话簿。”她回答。

“就这样？”

“是还有其他办法。”她的回答有些含糊。

“如果我想找一个在一九五五年消失的人呢？”

“有没有社会保险号、汽车牌照，或是地址呢？”

“什么都没有。”

她吹了声口哨。

“那就难度很高了，可能找不到，但还是可以试试看。我有些朋友可能有办法。把名字给我。”

就在这时候，前门开了又关，接着传来钥匙落到桌上的声音。

我丈夫从布鲁塞尔回家了。

“我回头再拨回去。”我低声对妹妹说完话，挂掉电话。

伯特兰走进房里，脸色苍白阴沉。他走到我身边，双手环住我，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

我得赶紧说出来。

“我没有打掉孩子。”我说。

他没有动。

“我知道。”他回答，“医生给我打电话了。”

我抽开身子。

“伯特兰，我没办法这么做。”

他微笑，绝望的笑容十分生疏。他走到窗边，拿起托盘上的烈酒，倒进杯中，然后仰头一饮而尽。这个可憎的姿态让我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