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4/88页）

“天知道，宝贝。”我叹了口气。挂电话之前，我向她送上飞吻和爱意。

“嘉蒙德小姐，我得知道，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我当下决定在加斯帕德·迪福尔面前道出一切，说明莎拉·史塔辛斯基如何影响我的生命，解释我如何发现这个秘密，以及莎拉与我夫家的关联。我很清楚一九四二年的事件（包括众所周知的冬赛馆事件，博恩拉罗朗德集中营，另外还晓得小迈克尔·史塔辛斯基死于泰泽克家住处），我的目标是找出莎拉，我会全力以赴。

我的执着让加斯帕德·迪福尔十分惊讶。他摇摇灰白的头，问我为什么要找到莎拉，理由何在。我说，为了让她知道我们在乎，我们未曾忘怀。“我们，”他笑了，“‘我们’代表谁，是你的夫家，还是法国人？”他的取笑让我有些恼怒，于是开口反驳：“不，我，只有我。”我想表达遗憾，让她知道我绝对不会忘记拘捕事件、集中营、迈克尔如何过世，以及将他父母带往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他回敬我：“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你是个美国人，难道不是你的同胞在一九四四年解放了法国？你何必难过。”他大笑。

我直视他的双眼。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遗憾。我活了四十五年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让我打心底感到难过。”

一九五二年底，莎拉离开法国前往美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我问。

“她说，她必须离开，到一个不像法国，没受到大屠杀直接影响的地方。我们全都无法接受，尤其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没有女儿，一直把莎拉视为己出。但是莎拉毫不动摇，坚持离开。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算她曾经回来，我也不知道。”

“她后来有什么发展？”我的语气和娜塔莉早些时候一样急切。

加斯帕德·迪福尔耸耸肩，叹了一口气。他站起身子，半盲的老狗跟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又在为我准备浓咖啡，孙女没有说话，只是蜷坐在安乐椅上，安静又惹人怜爱的双眼来来回回看着加斯帕德和我。我知道，她会记得这一切，永远清楚地记住。

加斯帕德将咖啡递给我，咕哝着坐回椅子上。他环顾小小的厅堂，看着墙上的老照片、四周的旧家具。他搔头，叹息，我和娜塔莉则安静等待。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

一九五五年之后，莎拉失去音信。

“她写过几封信给我的祖父母。一年后，她寄来一张卡片，说她即将结婚。我记得父亲说，莎拉要嫁给美国人。”加斯帕德笑了，“我们都为她高兴。但是后来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或写信回来，从此音信全无。祖父母尽了全力去找莎拉，除了打电话到纽约之外，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想找到她的丈夫。结果一无所获，莎拉就此消失，这对祖父母的打击很大。多年来他们等了又等，哪怕是通电话、一张卡片，却毫无消息。祖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过世，几年后，祖母也撒手人寰。我想，他们都走得很伤心。”

“你的祖父母应该被追授‘国际正义典范’的荣誉称号。”我说。

“那是什么？”他很困惑。

“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赠勋章给曾经在大战期间拯救犹太人性命的非犹太人士，可以在死后追授。”

加斯帕德清清喉咙，移开视线。

“找到她就好。嘉蒙德小姐，请你去找她。告诉她，我和弟弟尼古拉斯都很想念她，让她知道我们爱她。”

在我离开之前，加斯帕德交了一封信到我手上。

“战后，我的祖母写了这封信给我父亲，也许你会想读。读完请交还给娜塔莉。”

那晚，我独自在家中阅读以老式花体字书写的信件，泪水夺眶而出。但我强自镇定，抹去泪水，擤了擤鼻子。

我拨电话给爱德华，将信件内容大声念给他听。他似乎也在哭泣，只是努力不让我听出来。最后，他压抑情绪向我道谢，然后挂掉电话。

我亲爱的儿子阿伦：

莎拉与你们夫妇共度暑假，上星期回到家时，不但脸色红润，而且面带笑容。朱尔斯和我既讶异又兴奋。她会自己写信向你们道谢，但是我想先感谢你们夫妇俩的帮助和招待。你也清楚，这四年来，我们过得很艰难，躲躲藏藏，充满恐惧和失落。不光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我们在这四年间的付出难以形容，尤其是莎拉。我认为她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在四二年夏天带她回巴黎玛黑区老家时目睹的一切。那天在她的心中烙下了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