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3/88页）

我踢掉脚上的凉鞋，躺在柔软的米色沙发上。这一整天过得忙碌又扎实。但是我才刚闭上眼睛，电话铃声便将我唤回现实生活。我的妹妹来电，她正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可以想象到她坐在庞大的办公桌后方，鼻头上架着眼镜。

我简短说了自己并没有接受堕胎手术。

“噢，老天爷，”夏拉倒抽了一口气，“你没打掉孩子。”

“没办法，”我说，“我做不到。”

她忍不住笑了，我透过电话听到她的笑声。

“真是勇敢的好女孩，”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宝贝。”

“伯特兰还不知道，”我说，“他晚一点儿才会回家，他可能以为我已经打掉孩子了。”

我们分处在大西洋两端，没人出声。

“你会告诉他吧？”

“当然，一定得找机会解释。”

和夏拉说完话，我用双手护住小腹，在沙发上躺了好一会儿，终于感觉到生命力渐渐恢复。

我想起莎拉·史塔辛斯基，以及我在下午得到的数据。我根本不需要录下加斯帕德·迪福尔的叙述，也不必做笔记，一切就刻在我的脑海里。

整齐的小屋位于奥尔良市郊，除了一丝不苟的花园外，还有一只视力衰退的温驯老狗。我走进屋里，站在流理台边切青菜的老妇人对我点头致意。

加斯帕德的老手青筋毕露，他一边拍抚老狗干瘪的脑袋，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说出故事。

“我和弟弟都知道战争期间家里有些麻烦，但是当时年纪小，所以也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事。祖父母过世后，我才从父亲口中知道莎拉·迪福尔的真实姓氏是史塔辛斯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祖父母藏匿她好多年。莎拉从来就不是活泼外向的女孩，总是有点忧伤，很难摸透她心里的想法。大人只说，莎拉的双亲在战争期间去世，才会由祖父母收养。我们虽然只知道这些，但也看得出来她的不同。我们一起上教堂的时候，她从来不会跟着说‘天父’，从不祈祷，也不领圣餐，冷冷瞪着前方的模样总会让我害怕。遇到这种时候，祖父母会对我们露出坚定的微笑，叫我们别去打扰她。我的父母也从不过问。后来莎拉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俨然是我们的小妹妹。长大后，她越来越漂亮，但是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与肃穆。战后我们偶尔会随父母到巴黎，但是莎拉从不同行。她只说，她恨巴黎，不愿再回到那座伤心之城。”

“她有没有提过她的弟弟或者父母？”我问。

加斯帕德摇了摇头。

“从来没有。四十年前，我才从父亲口中听说她有个弟弟，以及这个弟弟的遭遇。当初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可是完全不知道。”

娜塔莉·迪福尔开口说话了。

“她的弟弟怎么了？”她问。

娜塔莉听到入迷，加斯帕德·迪福尔看了她一眼，却闭口不言。接着他望向一直没说话的慈祥的妻子。

“我再找时间告诉你，小娜，这个故事太悲伤了。”

大家都没说话。

“迪福尔先生，”我说，“我必须查出莎拉·史塔辛斯基的下落，这就是我来看您的原因。您可以帮忙吗？”

加斯帕德·迪福尔搔搔头，向我投来犹疑的目光。

“嘉蒙德小姐，我得知道，”他咧嘴微笑，“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

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是佐伊从长岛打来的。她说她玩得很尽兴，天气很好，她晒黑了些，有了一辆新自行车，库珀表哥“酷毙了”，但是她还是想我。我表示自己也一样想她，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去和她会合。接着她压低声音问我寻访莎拉·史塔辛斯基的事情是否有进展，严肃的语气逗得我发笑。我告诉她，的确是有进展，很快就可以把这些收获告诉她。

“噢，妈妈，有什么进展吗？”她气急败坏，“现在就说啦，马上说！”

“好吧，”她的热切让我竖起白旗，“今天我去拜访一位老先生，他年轻时和莎拉很熟。他告诉我，莎拉在一九五二年离开法国，去了纽约，在一户美国家庭当保姆。”

佐伊激动得大喊。

“你是说，她人在美国？”

“应该是。”我回答。

她沉默了一下。

“你要怎么在美国找她，妈妈？”她的声音低沉了些，“美国比法国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