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1/88页）

最后，我失去耐心了，不停地想，是否该再拨个电话给娜塔莉·迪福尔呢？就在这时候，手机响了。我匆匆抓起电话。“你还好吗？”是伯特兰从布鲁塞尔打来的电话。我感到十分失望。

我发现自己丝毫不想与伯特兰说话。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一晚时光飞逝，我一夜难眠。天一亮，态度稳重的护士带着纸制的蓝色手术袍出现，微笑表示我在“手术时”需要穿上，另外还得穿戴纸制的蓝色手术帽和便鞋，她半个钟头后会回来，将我推进手术室。她带着同样诚恳的笑容叮嘱我不可进食或饮水，因为我得接受麻醉。然后她轻轻关上门离开。真不知道她今早得带着笑脸唤醒多少和我一样打算把胎儿弄出子宫的怀孕妇女。

我顺从指示，穿上手术袍。纸衣蹭得我皮肤痒痒的。此时除了等待之外，我无事可做，只好打开电视，切换到持续播送的新闻台。但我始终心不在焉，脑袋一片空白。再过一个小时左右，一切就结束了。我准备好了吗？真的可以面对这件事？我够不够坚强？我没有答案，只能穿纸衣戴纸帽，躺着等候，等待护士来推我进手术房，然后麻醉，让医师为我堕胎。我不想细究医师会如何为我进行手术，我急忙抛开这个念头，将注意力转回屏幕，看着苗条的金发女郎用修饰得宜的双手在小太阳图案上解说气象。我想起上星期进行最后一次的心理咨询，伯特兰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不，我们不打算生下这个孩子，两个人也都同意了。”当时我一句话也没说，心理医师一直看着我。我忘了自己是否有点头，只记得精神恍惚。接下来伯特兰在车上对我说：“这是正确的决定，宝贝，你会了解的。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还热情地亲吻我。

屏幕上的金发女郎消失了，主播随着节目片头音乐出现。“今天，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是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的六十周年，在当年的事件中，法国警察逮捕了上千个犹太家庭，法国进入了历史上沉重的黑色时期。”

我立刻转响音量。镜头一晃到了乐拉敦街，我就想到了莎拉。无论她身在何处，绝对会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不需要旁人提醒。对她或是对失去挚爱的家庭而言，七月十六日是个无法忘怀的日子，这个早上，他们会痛苦地睁开双眼。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仍然想要对她、对这些人高声说：我记得，我永远忘不了。

数名幸存者——其中有几人曾经接受过我的访问——现身在冬季竞赛馆的告示牌前方。今天是这一期《塞纳河风光》的出版日，我还没读到自己撰写的文章。我在班贝尔的手机里留言，请他派人送一本到诊所来。我的手机保持开机状态，眼睛直盯着电视。弗兰克·李维严肃的脸孔出现在镜头前，谈论纪念活动。他表示今年的活动将比以往盛大。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有新的留言。伯特兰昨天深夜打过电话，告诉我他爱我。

第二通留言来自娜塔莉·迪福尔。她先为自己这么晚才来电致歉，接着就捎来好消息，她的祖父打算与我见面，愿意告诉我莎拉·迪福尔的故事。他的兴奋使得娜塔莉大感好奇，热切的留言盖过弗兰克·李维平淡的致辞，“如果你想去，明天，也就是星期二，我可以开车带你去阿谢尔勒马谢。我真想听祖父要说些什么。请打电话给我，约个地点碰面”。

我的心跳加速，快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主播重回屏幕，开始播报下一条新闻。现在打电话给娜塔莉还太早，得再等个几小时，但我穿着纸便鞋的双脚禁不住期待，舞动了起来。我开始想象：“……请告诉我莎拉·迪福尔的故事。”加斯帕德·迪福尔会怎么说？我会听到什么？

敲门声吓了我一跳，语笑盈盈的护士突然将我带回现实。

“女士，时间到了。”她说话轻快，露出一排皓齿。

门外，轮床的橡胶小轮嘎吱作响。

一切顿时清晰了，既明朗又轻松。

我起身面对她。

“很抱歉，”我飞快地说，“我改变心意了。”

我脱掉纸帽。她睁大眼睛瞪着我。

“但是，女士——”她开口说话。

我拉掉手术袍，护士立刻避开眼，没敢看向我突然赤裸的身子。

“医生在等着。”她说。

“没关系，”我口气坚定，“我不堕胎了，我决定留下孩子。”

或许是因为气恼的关系，她的嘴唇开始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