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0/88页）

是的，我爱巴黎，一直没有改变。我在暮色中慢步穿越亚历山大三世桥，望着荣军院闪烁璀璨的金色拱顶，对美国的强烈思念却撕扯我的心。我想家。尽管我在巴黎住了大半辈子，仍然想念心中的家乡。我想念随性和自由、空阔和自在感，想念我的语言，简简单单用“你”就可以称呼所有人，而不必刻意区分何时该用“您”，我到现在还无法完全掌控这项称谓的艺术。不可否认，我想念妹妹、父母，对美国更是前所未有地思念。

我离住处越来越近了，巴黎人最痛恨的蒙帕纳斯大楼像是在向我招手。我倒是不讨厌这栋巨大的建筑，因为它能指引我回家的方向。突然间，我好想知道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军占领期间是什么模样；想知道莎拉那个时代的巴黎，身穿灰绿色制服、头戴圆钢盔的德军，没有通融余地的宵禁和身份盘查，以德文书写的广告牌，宏伟的建筑物上悬挂着纳粹党徽是什么模样。

还有，佩戴黄色星星的孩子们。

诊所宽敞舒适，接待人员态度和蔼，护士脸上堆满了笑容，还精心摆设了花朵。我约定的手术时间是早上七点，但是诊所人员要求我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先住进来。而伯特兰，因为刚好要谈一桩重要生意，所以要到布鲁塞尔出差。我并不坚持要他陪我，他不在身边，我反而觉得好过些。病房的墙壁漆着宜人的米白色，我虽然独自一人，却觉得比较舒服。换成别的时候，我可能无法了解伯特兰的在场为何会显得多余，他毕竟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眼前我正面对生命中最严重的危机，他的缺席倒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动作呆滞，毫无意识地折叠衣物，将牙刷摆到洗脸盆上方的架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安静街道对面的住宅门面。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内心有个声音不停出现，但我假装听不见。你疯了吗，当真打算打掉孩子？我没将这个最后决定告诉任何人。除了伯特兰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当我把决定告诉伯特兰时，他开心极了，热切地亲吻我的头顶——但是，我真想忘了这回事。

我坐在窄床上，从皮包里拿出莎拉的档案。除了莎拉之外，我现在脑子里容不下其他人。寻找莎拉俨然成为一项神圣的任务，让我能够抬头挺胸，驱散掉笼罩生命的哀愁。但我要如何找到她呢？电话簿里找不到莎拉·史塔辛斯基，也没有莎拉·迪福尔，如果真能找到，那未免也太容易了。朱尔斯·迪福尔的发信地址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我决定寻找他的儿孙，也就是摄于图维尔那张照片中的两个年轻人——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他们现在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不过不巧，迪福尔这个姓氏太寻常了，光是奥尔良一带就有上百人，我得逐一电话联络。上个星期我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在网络上寻来各类电话册，拼命打电话，却一无所获。

就在住院的这天早晨，我和一位住在巴黎的娜塔莉·迪福尔通了电话，年轻女孩的声音甜美悦耳。我开始重述对陌生人说了无数次的句子：“我叫茱莉娅·嘉蒙德，是个记者，想寻找一位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莎拉·迪福尔，另外相关的人名还有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

她打断我的话。加斯帕德·迪福尔是她的祖父，住在阿谢尔勒马谢，就在奥尔良郊外。他的电话号码没有登录。我紧握话筒，几乎喘不过气来。我问她是否还记得莎拉·迪福尔，结果年轻的娜塔莉笑了出来。笑声中并无恶意，她表示自己出生于一九八二年，对祖父的童年所知不多。没有，她从来没听说过莎拉·迪福尔，也没有特殊印象。但如果我想知道，她可以打电话询问她的祖父。他是个严肃的老古板，一点儿也不喜欢电话，但是她愿意为我与他联络，再将消息回报给我。她向我要了电话号码，接着说：“你是美国人吗？说法文的腔调很好听。”

我等了一整天，却没接到她的电话。什么都没有。我不断检查自己的手机，查看电池是否充了电，有没有开机。等了许久仍然没有消息。也许加斯帕德·迪福尔不想和记者谈论莎拉，也许我的说服力不够好，又或者，我根本就不该说自己是个记者，而该自称是家族友人——这也不行，我不能造假，也不想撒谎。

我在地图上找到阿谢尔勒马谢，这个小村庄就位于奥尔良和皮蒂维耶之间，离博恩拉罗朗德集中营也不算远。朱尔斯和珍妮薇老家的地址并不在这里，所以应该也不是莎拉度过十年岁月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