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57/88页）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嘉蒙德小姐？”医生抬起眼睛，从窄窄的老花镜上方看着我。

“我不确定，”我老实回答，“但是我得先预约时间。”

她正在阅读我的就诊记录。

“我乐于为你预约，但是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决定还存有疑虑。”

我想起昨晚。伯特兰的表现格外体贴，整晚环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诉说他对我的爱意，他需要我，但是却无法想象老年得子的生活。他觉得我们的感情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紧密，在佐伊渐渐独立之后，我们可以四处旅行。他以共度二次蜜月的心情，来期待我俩迈入五十岁的阶段。

我在黑暗中聆听，泪水浸湿脸颊。真是讽刺，他现在的倾诉正是我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温情、承诺、宽宏无一缺失，然而唯一的障碍，竟然是我腹中的孩子。这是我再为人母的最后机会。夏拉说过：“这也是你的孩子。”这句话萦绕在我的耳畔。

这些年来，我一直期望能为伯特兰再生个孩子，好证明自我，并且成为泰泽克家族认可的完美妻子。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是为了自己而想要这个孩子。我最后的一个孩子。我渴望用双臂担负孩子的重量，嗅尽奶娃的乳香。孩子是我的宝贝。伯特兰虽是父亲，但孩子是我的骨肉。我想要生下孩子，感受自己带着泪，将生命带入人世的那种精纯又无法错认的折难。这正是我衷心所盼的，我不愿为了无法孕育生命的子宫而痛苦落泪。

我离开诊所后，便前往圣哲尔曼区，我和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约好在花神咖啡馆见面。我原来不打算多说，但是两人一看到我的脸色，便开始担心。于是，我道出了一切。这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彼此意见永远相左。赫尔夫认为我应该堕胎，婚姻是最重要的考虑；克里斯托弗则坚持孩子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绝对不能堕胎，如果我这么做，一定会后悔终生。

两人越来越激动，竟然无视我的存在而吵起架来。我按捺不住，握起了拳头重捶桌面，震得桌上的杯盘砰砰响。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惊讶地看着我，因为这实在不像我的作风。最后，我只好以自己太累、无法继续讨论作为托词，便匆匆离开了。他们两个瞠目结舌地瞪着我，十分无奈的样子。我心想，没关系的，改天再弥补自己的失态吧，这两个老朋友会体谅我的。

我穿过卢森堡公园一路走回家。爱德华昨天没有与我联系，这是否表示他父亲的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关于莎拉的资料？我可以想象憎恨、苦涩，以及失望之情重返他的心头。我觉得十分歉疚，如此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可以说是我的过错。

我避开人群，慢步穿过蜿蜒的花道小径。卢森堡公园永远这么热闹，爱好运动的人们来这里慢跑、打太极拳、玩滚球游戏，老老少少在公园里阅读、做日光浴，母亲们推着婴儿车散步，当然也少不了园丁、观光客，以及热恋中的情侣。只要看到婴儿，我就无可避免地想起自己腹中的孩子。

当天稍早，在我还没到医师诊所之前，我和伊莎贝尔先谈过这件事。一如往常，她总是支持我的决定。她告诉我，不管我和多少心理医师或朋友谈过，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或参考任何意见，决定权都在于我。的确，选择权在我，然而这正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

我只知道不管如何都不能让佐伊知道。再过几天她就要去长岛，和夏拉的两个儿子库柏和亚列克共度暑假，接着还要前往纳罕与外公外婆相会。就某方面来说，我无疑是松了一口气，就是说，假如我最后真的决定堕胎，那么在手术时，佐伊也不在家。

回到家，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个米色的大信封。佐伊正在她房里和朋友讲电话，她大声说门房刚刚才把信封拿上来的。

信封上没有地址，只用蓝墨水写了我的姓名缩写。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个褪色的红色档案夹。

档案上标注的“莎拉”立即跃入我的眼帘。

我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档案。我激动并兴奋地自言自语：“谢谢你，爱德华，谢谢，谢谢！”

档案里有十来封信，日期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薄薄的蓝色信纸上有书写端正的笔迹。我仔细阅读。这些信件全来自奥尔良的朱尔斯·迪福尔，简短的信件里提到莎拉的进展，学校的课业，健康状况。简短有礼的文字写着：“莎拉适应得很好，今年安排拉丁文课程。春天感染了水痘。”“莎拉和我的孙子在这个夏天一同前往布列塔尼，游览了圣米歇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