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56/88页）

“我不确定，茱莉娅。她和大家一样，都知道巴黎的拘捕事件。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时，父亲和我都不太自在，她应该感觉到了状况不对。从那天开始，我接连好几个晚上都梦到那死去的男孩，直到二十岁左右，梦魇才停止。搬离公寓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我想，母亲应该知道，也许她明白父亲这一路来内心的煎熬；也有可能，父亲到最后还是承受不了压力，全盘说了出来。但母亲从未对我提起过。”

“那么伯特兰呢？你的两个女儿和科莱特呢？”

“他们一概不知。”

“为什么？”我问。

他伸手拉住我的手腕，一阵冰凉渗入我的皮肤。

“因为我在父亲临终之前答应过他，决不会将这件事告诉我的子女和妻子。他心怀歉疚地度过了后半辈子，无法与任何人分担这个感受，也不愿意提起。我尊重他的选择，你懂吗？”

我点头。

“当然。”

我停了一下，又开口问他。

“爱德华，后来怎么样了呢？”

“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父亲临终，他一直没有提起过莎拉。莎拉成了不能说的秘密，却纠缠着我的思绪。父亲不可能知道我从未忘记莎拉，他的沉默成了我的苦难。我想知道莎拉的下落。每次开口要问，他便阻止。我没办法接受他毫不在乎的态度，无法相信他竟然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丝毫不受影响。父亲似乎想埋藏这整件事。”

“你因此而恨他？”

他点头。

“是的，我憎恶他，我对他的那份敬仰被永远地玷污了。但是我没办法，也没有对他说出口。”

我们就这么静静坐了好一会儿，护士们可能已经开始猜测，泰泽克先生为什么会和儿媳妇在车里坐了这么久的时间。

“爱德华，你难道不想知道莎拉·史塔辛斯基的遭遇？”

他终于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我不知道从何开始。”他说。

我也笑了。

“那是我的工作啊，我可以帮得上忙。”

他的脸上有了血色，双眼变得明亮，燃起了希望。

“茱莉娅，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在三十年前去世时，他的律师曾经告诉过我，保险箱里保存了一些机密文件。”

“你看过这些文件吗？”我心跳加速。

他低下头。

“父亲死后，我只简单翻过而已。”

“然后呢？”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只有一些古董店的文件，有关家具、银器等的资料。”

“只有这些？”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这让他觉得好笑。

“应该是。”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了解。

“我一直没再仔细查看。我当初没看到与莎拉有关的资料，气愤之下只是草草翻阅，心里对父亲的厌恶又更深了些。”

我咬着嘴唇。

“这么说，你并不确定保险箱里是否有关于莎拉的资料。”

“没错，而且也没有再仔细检查。”

“为什么？”

他抿着嘴。

“因为我不想确认里头没有我要找的东西。”

“然后更憎恨你的父亲？”

“是的。”他承认。

“所以你也不确定保险箱里有些什么，三十年来一直如此。”

“我的确不知道。”他说。

我们的眼神交会了短短的几秒。

他发动汽车，朝他的银行疾驶而去。我从没见过爱德华把车开得这么快，惹来了周围的司机挥拳抗议，把行人吓得往路边闪躲。车一路疾行，我们没有交谈，但是沉默中却充满暖意和希望。我们分享这个感受，第一次有了交流，两个人不时地相视而笑。

我们到达柏斯凯街后停妥了车，急急冲向银行，却发现正值午休时间。这个法国惯例在今天特别让人盛怒。我难掩失望之情。

爱德华亲吻我的脸颊，轻轻将我推开。

“茱莉娅，你先走。两点钟开门后我再过来。如果有任何发现，我会打电话给你。”

我顺着柏斯凯街走，搭乘九十二路公交车，直接前往位于塞纳河畔的办公室。

巴士往前开动，我回头看到爱德华等在银行前方，穿着深绿色外套的身影孤单又笔挺。

如果保险箱内没有任何有关莎拉的资料，只有一些大师画作和瓷器的文件，他会有什么感受？

我真想陪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