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7/88页）

“呃，”班贝尔轻声说，“刚才那个是不是出口？”

的确没错。

“真是的！”我说。

“没关系，”班贝尔翻开地图，“下一个出口也可以。”

“对不起，”我含糊地说，“我有点儿累。”

他没说话，只露出同情的微笑。班贝尔这一点最讨人喜欢。

博恩拉罗朗德就在眼前了，这个沉闷的小镇位于一大片麦田之中。我们在市中心的教堂和市政厅前方停好车，然后步行参观。班贝尔时不时取景拍照。我发现这里的人并不多，空空荡荡的小镇显得很哀伤。

我从资料中得知原来的集中营位于小镇的东北角，原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建了一所技术学院。这个地方离西南侧火车站有好几里路，也就是说，遭到遣送的犹太家庭必须步行穿过小镇中心。我告诉班贝尔，这里一定还有人记得看到一群步履蹒跚的人从自家的窗前或门口走过。

火车站早已报废，改为一所日间托儿中心。我透过窗口，看见墙上五彩缤纷的图画以及毛绒玩偶，觉得这实在讽刺。建筑物右侧围篱内的空地上，有一群玩耍嬉戏的孩子。

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表明自己是记者，想收集有关四十年代，当这里还是拘留营时的资料。女人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一带有任何营区存在。我指着挂在托儿中心大门上的告示：

缅怀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经过这个车站以及博恩拉罗朗德拘留营的数千名犹太人士及儿童，他们随后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

她耸耸肩，抱歉地对我微笑。她还真不知道，毕竟她很年轻，这是在她出生之前的事了。我问她是否有人来过车站观看这面告示。她表示自己在去年才来这里上班，从来没注意是否有人过来。

我绕着这座现在变作他用的白色建筑走，班贝尔开始拍照。我看到车站广告牌两面以黑色字体蚀刻出小镇名称，然后我又望着篱笆的另一边。

老旧铁道杂草丛生，但是过去的枕木和生锈的铁轨仍在原处。当年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就行驶在如今荒废的铁道上。我望着枕木，心头一阵纠结。突然间，呼吸变成了一桩难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第十五号列车载着莎拉·史塔辛斯基的父母，直接驶向了死亡。

莎拉一夜没睡好，瑞秋的尖叫声一遍一遍在耳畔回荡。瑞秋在哪里？她还好吗？会不会有人照顾她，帮她养好身子？那些人到底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到哪里？爸爸妈妈呢？那些还留在博恩拉罗朗德的孩子呢？

她躺在床上，聆听着老屋里的宁静。问题这么多，却得不到答案。以往爸爸总是有问必答。天为什么是蓝色的，云是什么做的，孩子是怎么来到世上的，海面为什么有波浪，花朵怎么绽放，人为什么会谈恋爱……爸爸总是用最浅显的话搭配手势耐心回答，从来不会拿忙碌当借口。他爱她永无尽止的问题，还称赞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小女孩。

那段时间，父亲回答问题的方式变得不同了。莎拉问他黄色星星的故事，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剧院，为什么要宵禁，还有那些痛恨犹太人——这个名称让她浑身不舒服——的德国人。爸爸要么含糊其词，要么保持沉默，不愿告诉她答案。在德国人上门逮捕的那个黑色星期四之前，莎拉第二次——或是第三次——问父亲，大家绝不是因为犹太人“不同”而心怀惧怕，那么犹太人究竟做了什么，让大家这么讨厌。他扭开头，假装没听到。但是她知道爸爸听见了。

莎拉不愿想起父亲，她无法承受，她甚至记不得上次看到爸爸是在什么时候了，是在营里吧？但那是多久以前了？她不知道。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呢？在随着其他哭泣的女人踏上黄沙漫漫的长路前往火车站之前，母亲曾经转头看着她。莎拉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就像镌刻在脑海中的照片一样。母亲脸色苍白，满眼惊恐，勉强挤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但是她并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眼，没有足以依附或召唤的影像。莎拉只好努力回忆，回想爸爸消瘦暗沉的脸颊、暗淡的双眼以及雪白的牙齿。大家总是说她和迈克尔都长得像妈妈，继承了妈妈白皙的肤色，脸颊宽，眼睛细长。而父亲老是抱怨孩子没一个长得像他。莎拉抹开脑海中爸爸的笑脸。这太痛苦，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