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9/88页）

墓地很小，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却没找到什么资料。就在几乎放弃时，班贝尔发现一座坟前排了堆小圆石，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走近查看，发现白色的扁碑上刻着：

一群劫后余生的犹太难民在遭到拘捕的十年后来此立碑，永怀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五月间希特勒暴行下牺牲的受难者。

“希特勒暴行！”班贝尔语气冰冷，“这语气，就好像法国人与整件事无关似的。”

石碑侧面刻有名单与年代，我弯腰靠上前去仔细查看，发现名单上列有许多孩子的名字，其中有些只有两三岁大。他们全都来自冬季竞赛馆，在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死在营里。

我读了许多有关拘捕事件的资料，并且坚信史料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个春天的烈焰下，我站在石碑前方，饱受震撼。事实在我的眼前摊开。

我知道，除非找到莎拉·史塔辛斯基，挖掘出泰泽克一家人对我隐藏的秘密，否则，我的生活将永无安宁。

回镇中心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拖着脚步的老人，他手上拎着一篮蔬菜。老人家大约八十岁，红润的圆脸上蓄着一把白胡子。我问他是否知道以前集中营的位置。他怀疑地看着我们。

“集中营？”他问，“你们想知道营区在哪里？”

我们点头。

“没有人会问起集中营的事，”他咕哝着，挑拣篮子里的韭菜小葱，不愿直视我们。

“你知道原址在哪里吗？”我又问。

老人咳嗽。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当然知道。小时候，我们不了解‘集中营’的意思，也没有人特别提起这些事，当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知道和犹太人有关，但是没有细问。大家都太害怕了，只知道顾好自己的事。”

“你对集中营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我问。

“我当时大概十五岁，”他说，“一九四二年夏天，好几批犹太人从车站出来，穿过这条路。就是这里。”老人弯曲的指头指着我们脚下的街道，“一群群犹太人走在这条站前街上。有一天，大家都听到了可怕的吵闹声。我父母的住处离集中营有段距离，但我们还是听见传遍全城的哭喊声。我的父母和邻居在议论纷纷，他们说，集中营里的警察硬是将母亲从孩子们身边拉开。这是做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一群犹太女人走到车站。不，其实不能说走，她们根本是在警察的押解下哭哭啼啼地踉跄前进。”

老人双眼下垂，陷入回忆中。随后，他轻哼一声，拿起篮子。

“有一天，”他说，“整个集中营全空了。那些犹太人大概走光了，既然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也就不再多想。我们全都一样，没人想提起这件事，也不想记得。他们不过是一群路过小镇的陌生人罢了。”

老人转身离开。我草草记下老人的话，又感到一阵反胃。但是这次，我不确定究竟是怀孕带来的不适，还是因为我在老人的眼神中读出了漠然与轻蔑。

我们开车从市集广场出发，沿着罗朗德路来到学校前方才停下车。班贝尔手指向前方的街名：遣送者之路。还好，没称之为共和国街，否则我绝对无法忍受。

技术学校的新建筑十分丑陋，里面还有座高高在上的老旧水塔。学校建筑物和铺了厚水泥的停车场的确很难令人联想到集中营。现在正是午餐时间，几个学生站在校门口抽烟。校门口一片杂乱无章的草地上有几座奇特的雕像，上面还刻了字。其中一座雕像上刻着“秉持博爱的精神，团结合作，为彼此而行动”。此外，没有别的说明。班贝尔和我互望一眼，满头雾水。

我询问一名学生，想知道雕像是否和集中营有关。他的回答是：“什么集中营？”身边同学一阵窃笑。听我说明集中营性质之后，这名学生才似乎稍微明白了一些。接着另一名女学生告诉我们，顺着路朝小镇的方向走，会看到一座碑。我问她那是不是纪念碑，她表示应该没错。

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的金色文字早已褪色，立碑人是一九六五年的博恩拉罗朗德镇长。碑顶有一颗鲜明的大卫之星(15)，碑上刻了一长串的名字。我找到让我痛苦万分的熟悉名字：弗拉帝斯洛·史塔辛斯基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

大理石碑底部有个方形小瓮：“奥斯维辛毒气室受难者的骨灰长存于此。”稍远一点儿，就在名单下方还有另一句碑文：“缅怀三千五百名孩童，他们被迫与父母分离，被拘禁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处决。”接着，班贝尔以优雅的英国腔大声朗读：“纳粹受害者，安葬于博恩拉罗朗德墓园。”这行文字下方出现的名单和墓园里的纪念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