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51/88页）

看到德国士兵上车之后，莎拉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们粗鲁地穿过拥挤的走道，一边呵斥着。乘客纷纷避开视线低下脸，生怕引起他们注意。

莎拉站在车厢角落，朱尔斯和珍妮薇遮住她半个身子，莎拉从两人的肩头探出一张脸。德国士兵越走越近，盯着他们三人。朱尔斯低声要莎拉别开头去，可她就是无法挪开视线。

几个德国军人中有个男人特别令她厌恶，这个男人身材瘦高，嶙峋的脸庞苍白，眼皮浮肿，淡蓝色的眼眸近乎透明。这群军人走过他们身边时，高瘦男人伸出裹着灰袖的长手，捏住莎拉的耳朵，让她痛得发颤。

“你好啊，小男孩，”军官咯咯发笑，“别怕啊，有一天你也要当军人的，对吧？”

朱尔斯和珍妮薇的脸上挂着假笑，状似轻松地拉着莎拉，但是两双手都在发抖。

“你们的孙子真俊俏，”军官狞笑着，大手揉弄莎拉的平头，“金发碧眼，和老家的孩子一样，不是吗？”

男人浮肿的浅色眼睛看了莎拉一眼，接着又回到队伍当中。莎拉心想，他以为我是男孩，却根本没想到我是犹太人。难道人们有办法立刻分辨出犹太人吗？她并不确定。她曾经这么问过她的好友阿梅勒，阿梅勒也说，莎拉的金发碧眼，实在让人看不出她的血统。莎拉接着想，这么说，满头金发和一双碧眼在今天救了我一命。

接下来的旅程中，莎拉多半依在老夫妇温暖的怀中。没有人和他们交谈，也没有人问什么。她盯着窗外，想到自己离巴黎越来越近，这代表离迈克尔也不远了。渐渐地，黑云压城，豆大的雨珠拍击车窗，随后仿佛涓流滴落在风中。

列车靠向奥斯特利兹车站。在那个灰尘弥漫的暑天里，莎拉在同一地点和父母一起离开巴黎。现在，她跟着老夫妇下车，朝着地铁站走去。

突然，朱尔斯的脚步顿了一下，三人抬头看到前方站了一排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正在排查乘客，要求大家出示证件。珍妮薇什么话也没说，推着大伙儿往前走，她自己镇定自若地走着，圆润的下巴高高抬起。朱尔斯牵着莎拉的手，走在珍妮薇的身后。

莎拉排在队伍当中，不停打量着警察的脸。这个警察约莫四十岁，手上戴了一枚沉甸甸的结婚金戒。他看似倦怠，但却来回检视证件与持有人是否相符，工作相当认真。

莎拉不愿多想，也不打算猜测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情况。她还不够坚强，不敢想太远，只好放松思绪，想想家中从前养的小猫，猫咪老是害她打喷嚏。它叫什么名字？她忘了，好像是类似糖糖还是果果之类的蠢名字。因为她不但打喷嚏，还会双眼红肿，爸妈后来只得把猫咪送走，害她难过了好久，迈克尔甚至还哭了一整天。弟弟说，都是她的错。

警察懒懒地伸出手，朱尔斯将放在信封袋里的证件交给他。警察翻看后，望着朱尔斯和珍妮薇开口问：

“孩子的呢？”

朱尔斯指着证件。

“孩子的证件在里面，全放在一起了，先生。”

警察用拇指将信封开口掀开了些，一大捆折起的钞票放在信封袋袋底，他依然面无表情。

警察又低头看了看钞票，接着又抬头看着莎拉的脸。莎拉毫不胆怯，迎向他的目光，就这么看着他。

这一刻似乎永无止境，莎拉仿佛又在重温几天前另一名警察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放她走出集中营的时刻。

终于，警察点了点头，先将证件交还给朱尔斯，再一个利落的动作，信封就落进了他的口袋。接着，他往旁边一站，让三人走过去。

“谢谢你，先生。”他说，“下一位。”

夏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

“茱莉娅，你在开玩笑吗？他怎么能说这种话？他不能要你做出这种决定，他没这个权利。”

她说话的语调完全展现出曼哈顿那个无所畏惧、咄咄逼人的强悍律师个性。

“他没这么说，”我无精打采地回答，“他只是说：那么我们两人的关系只好结束。还说，如果我留下孩子，他就会离开我。他觉得自己很老，没办法面对这件事，也无法当个老爸爸。”

好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

“这和他那个外遇对象有没有关系？”夏拉问，“我不记得她的名字。”

“没有，伯特兰完全没提起她。”

“茱莉娅，别任由他逼你做决定。这也是你的孩子。好姐姐，千万别忘了这一点好吗？”

这一整天，夏拉的这番话不停出现在我脑中。“这也是你的孩子。”我也早和医生谈过此事，伯特兰的决定丝毫没让她惊讶，她表示伯特兰也许真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要他再养育另一个孩子，这份责任怕是实在太过沉重了。他其实很脆弱，许多年近五十的男人都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