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6/88页）

梅聂斯基接着带我们来到博物馆外面的草坪，上面停放着一节载运牲口的列车。车厢上了锁，但是解说员带着钥匙。纪尧姆帮我登上车，我们站进光秃秃的狭小空间内。我试想着车厢挤满人的场景，孩子、老人、中年的父母、青少年们全挤得无法动弹，就这么向死亡前进。纪尧姆脸色发白，稍后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列车，在这之前他根本做不到。我问他是否还好，他点头表示没问题，但是我仍然看得出他心神不宁。

最后，我们带着梅聂斯基提供的一叠书本和简介离开德朗西。我扪心自问对德朗西有多少认识，是战争期间惨无人道的恐怖行径，还是将犹太人直接遣送波兰的无数列车？

我想到那些让人读来心痛的史料，一九四二年夏末，四千名来自冬季竞赛馆、浑身脏臭的饥饿病童被送来此地，没有任何亲人陪在身边。莎拉最后是不是也到了这里？是不是又惊又怕，和陌生人一起被塞进载运牲口的车厢里，然后直接运往奥斯维辛？

班贝尔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他把摄影器材放进后车厢，然后弯起长手长脚挤进乘客座。他看向我，十分担心，温柔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茱莉娅，你还好吧？”

这么说，墨镜还是没能发挥作用，脸色早已泄露我昨晚的彻夜难眠。伯特兰和我从昨晚谈到凌晨，我们越讨论，他就越坚定。是的，他不想留下这个孩子。何况对他而言，在这个阶段的宝宝甚至还称不上孩子。他无法面对这整件事，太过沉重了。我不懂他的语调为何如此慌乱，那张脸孔显得如此苍老憔悴。我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特立独行的丈夫去哪儿了？我很讶异。他沙哑地说，如果我选择不尊重他的决定，执意留下孩子，那么一切只能就此结束。我惊骇地瞪着他，结束什么？伯特兰说，我们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我从来没听过他这种吓人的语气。多年的婚姻会就此结束？我们分别坐在餐桌两边，相顾无言。我问，为什么生下宝宝会让他如此惊慌失措？他转开头，叹了一口气，揉揉眼睛。他表示自己越来越老，就快五十岁了，光是老去这件事就够让他害怕的了。在工作上，他每天都必须和积极的后起之秀们竞争。此外，他还得目睹自己日渐苍老的脸，镜子里的倒影让他难以接受。我未曾想过伯特兰和我之间会有这种交谈，更没料到他会如此在意韶华逝去。“我不想在年近七十岁的时候，还有个二十岁的孩子，”他喃喃自语，“我没办法，也不愿意。茱莉娅，你得想清楚。你留下孩子无异于毁了我。听到了吗？这会害死我。”

我深吸一口气。我能对班贝尔说什么呢？从哪里开始？他这么年轻，不可能明白的。对于他的同情和关切，我只能表示感激。我挺直了肩膀。

“嗯，我恐怕没办法告诉你，班贝尔，”我紧握方向盘，无法正视他，“昨晚真是糟糕透顶。”

“因为你先生吗？”他试探地问。

“正是我先生。”我讽刺地说。

他点点头，然后朝我转过来。

“茱莉娅，如果你想找人说话，我就在你身边。”强硬而严肃的语气像极了丘吉尔的那句“我们决不投降”！

我笑了出来。

“谢谢，班贝尔，你真好。”

他笑了。

“早上的德朗西之行如何？”

我忍不住呻吟起来。

“天哪，太可怕了，再也没有比德朗西更让人难过的地方了。你能相信吗，现在竟然还有人住在那栋建筑里。有个朋友陪我去，他全家人都是从德朗西被遣送到波兰的。我敢打赌，去那里拍照绝对不会好玩，那里比乐拉敦街还要糟。”

我们取道六号高速公路离开巴黎，还好，这个时间的车流量不大。我们一路没有交谈。我知道自己迟早得找个人将宝宝的事和盘托出，不能埋在心里。现在打电话给夏拉的时间不对，纽约还不到早晨六点，尽管这个成功的律师估计已经起床了，但我仍旧嫌早。夏拉的两个孩子简直就是她前夫本的翻版。她的现任丈夫巴里从事计算机业，但是我和他还不熟。

我希望听到夏拉的声音，知道是我来电，她总会轻柔温暖地说：“嘿！”夏拉和伯特兰一向处不来，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容忍。我知道伯特兰觉得她是个“漂亮聪明又傲慢的美国女性主义者”。而夏拉对伯特兰的看法则是帅气十足的“大男子主义的傲慢法国佬”。我想念夏拉，想念她的勇气、笑声和正直的个性。多年前，当我离开波士顿来到巴黎时，她才十多岁。一开始，我并不太想她，那时的夏拉只是个小妹妹。而现在，我对她的思念简直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