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5/21页）

现在应该看一下，我们的作者怎样认识文明世界的现状。他说，尽管我们的时代具有智力上的优势，一切还是在走向平庸，个人正隐没在群众中。这种集体的平庸状态仇视一切出类拔萃的、个性鲜明的、与众不同的事物，它要求一切符合平均水平。由于在中间剖面上，人的才智不多，愿望也不多，因此集体的平庸正如泥泞的沼泽，一方面明知一切的希望都在于泅出这片地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新一代的教育（它也同样处在软弱无力的平庸状态）企图防止不同寻常的人破坏现存的秩序。行为的道德基础主要在于任何人得像别人一样生活：“想做别人不做的事的人，尤其是女人，必然倒霉，但是不想做大家都做的事的人，也必然倒霉。”对这种道德是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特殊意志的，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事，有时为了消遣，也参与一下公益活动（慈善游戏），然而依然是循规蹈矩的、庸俗的人。

力量和权势属于这个环境，政府本身是否强大，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充当这个主宰一切的环境的工具，能不能理解它的要求。

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环境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一切白人都属于这个天地，在英国，中等阶层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力量。”112

穆勒在东方民族僵死的停滞状态和当代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区别。我觉得，这正是他端出的一杯苦艾酒中最苦的一滴。他说，与亚洲落后的平静状态相反，现代欧洲人是生活在徒劳无益的不安定状态中，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变化中：“我们排斥独特性，但并不排斥变化，只是任何变化必须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我们可以抛弃父辈们独特的衣衫，一年两三次改变服装的式样，但必须大家都这么改变，这不是出于要求美观或舒适，而是为改变而改变！”

如果人不能摆脱这席卷而来的漩涡，这令人窒息的沼泽，那么“欧洲尽管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还是会变成中国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面前。根据什么理由唤醒沉睡的人，为什么要让被鄙视的个人，那越来越卑劣的个人，振奋精神，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那拥有铁路、电报、报纸和廉价产品的生活感到不满？

人们不肯采取行动是因为没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要拥护谁，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呢？缺乏坚强的活动家不是原因，是结果。达到一定的点和线之后，希望改进现状和保持现状之间的斗争，一般说来结果总是对保持现状这边有利的，因为这时（在我们看来）人民中占优势的、活跃的、具有历史作用的部分，已获得基本符合他们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这是某种满足状态，饱和点；一切进入了平衡状态，静止状态，以后便永远这么继续下去——直到发生大的变故、革新或破坏。“永恒不变”是不需要花大力气，也不需要勇猛的战士的——不论他们是怎么一种人，总是多余的，在和平时期用不着将领。

我们不必找遥远的中国，只要看看身边，看看西方那个最稳定的国家，那个已开始生长白发的欧洲国家——荷兰，这里，那些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美术家，高雅的神学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里呢？还要他们做什么呢？难道它由于没有他们，由于生活平静，社会安定，便不幸福吗？它会指给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干涸的洼地上的含笑的乡村，它那整洁的城市，那整齐的花园，那舒适恬静的生活，它的自由，说道：“我的伟大人民为我取得了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给了我这份财富，我的伟大艺术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你们还希望我怎样呢？与政府展开尖锐的斗争？然而难道它压迫人民吗？我们现在已觉得自由太多了，比法国任何时候更多了。”

但从这生活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什么？然而一般说来，生活能给予我们什么？再说，难道在荷兰没有个人的风流韵事、矛盾冲突和流言蜚语？难道在荷兰人们不恋爱，不哭，不笑，不唱歌，不喝酒，不在每个村庄跳舞跳到天亮？何况还不应忘记，一方面，他们享有教育、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果实，另一方面，他们有无数的事要做：商业上的运算筹划，家务上的辛苦操劳，按照规格和自己的榜样教育孩子；一个荷兰人还没得到充分的休息，转眼之间已被装进油漆一新的棺材，抬进了“上帝的田园”，于是儿子又被套上商业大车，开始另一轮永不停止的奔波，否则店铺就得关门大吉。

如果没有第二个波拿巴的弟弟113再来干扰，生活可以这么进行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