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6/21页）

让我丢开这些兄长，谈谈小兄弟们。

我们没有足够的事实，但可以假设各类动物按照它们现有的形态看，那是经历了漫长的变化，在一系列改善和进化中迂回曲折地形成的最后结果。这过程是一点一滴地进行的，包括骨骼和肌肉，大脑沟回和神经纤维的发展。

原始动物代表了这部创世记的英雄时代，巨人和勇士的时代，它们逐渐变小，与新的环境取得平衡，一旦达到相当适宜和稳定的形态，便开始按照这个形态不断重复，以致《奥德赛》中尤利西斯114的狗与我们今天所有的狗毫无不同。不仅如此，政治或社会的动物不仅以群居为特色，而且像蚂蚁和蜜蜂一样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但是谁能说它们一开始就会建造自己的蚁垤或蜂窝呢？我完全不这么想。那是经过无数世代的演变和死亡之后，中国式的蚁垤才终于形成和巩固的。

我想以此说明，如果某个民族达到了外在的社会体制与自身的需要互相协调的状态，那么在这些需要改变以前，对它说来，任何前进、战斗、叛乱，以及与众不同的人物，都失去内在的必要性了。

安静地蛰居在群体中，蜂窝内——这是保持已取得的成果的首要条件之一。

穆勒所谈的世界，还没有达到这种完全平静的状态。它在经历了所有的革命和震荡之后还不能稳定，不能安静，无数的渣滓浮到了面上，一切浑浊不清，既不像中国瓷器那么纯净，也不像荷兰麻布那么洁白。在这里还有许多不成熟的、畸形的、甚至病态的东西，从这方面看，它确实还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它需要的不是精力充沛的人，不是与众不同的激情，而是使现状的公正合理得到承认。英国人必须不再短斤缺两，法国人必须不再给各种警察当帮手，这不仅是为了体面，也是为了生活方式的稳定。

按照穆勒的说法，那时英国便可能变成中国（当然是在更完美的形式中），同时保存自己的一切商业活动，一切自由，改进自己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随着遵守法律的习惯的形成（这是比一切法庭和刑罚更能扼杀意志的）减少法律的强制性。这时法国便可能走上波斯生活的美丽的军事道路，因为文明的中央集权政治授予执政者的权力已为它扫除了一切障碍；为了补偿失去的各种个人权利，它对邻国展开了光辉的征伐，把其他民族束缚到了中央专制政权的命运上……这时它的雇佣兵面貌便更符合亚洲的类型，不再是欧洲的类型了。

为了防止叫喊和咒骂，我得赶紧声明，这儿谈的根本不是我的愿望，甚至也不是我的观点。我的工作纯粹属于逻辑方面，我只是想详细阐明穆勒表达得简单扼要的结论，从他的个体的微分中找到历史的积分。

因此，问题不在于预言英国将得到中国的命运是否谦恭有礼（何况这不是我的预言，这是他的），预言法国将变成波斯是否过于粗鲁。虽然说句公道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侮辱中国和波斯就无可非议。其实真正重要的问题穆勒并未触及，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种新生力量足以更新旧的血液，是否有一种幼苗或健康的嫩芽可以使枯萎的青草起死回生？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人民是否甘愿最终被利用，为了给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加肥料，担当起没有出路的笨重劳动，在愚昧和饥饿中度过一生；是否允许像彩票赌博一样，为了鼓舞和引诱其他人，便让一个人一本万利，发大财，从被吃者变成吃人者？

这个问题得用事实来回答——靠理论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胜利了，那么社会主义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论贵族怎么耸肩膀，资产阶级怎么咬牙切齿，难道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吗？

人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前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义的那种幼稚的信念，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惧，并且不能把个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规律上来认识；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在法国，正当中产阶级陶醉在胜利和权力中，以共和国的名义给自己封官晋爵，与马拉斯特115一起坐在凡尔赛宫中路易十五的安乐椅上发号施令的时候，人民威严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议116；人民看到自己仍被关在门外，仍然无衣无食，于是在失望中起义了；这起义是草率的，没有任何决定，没有计划，没有领导人，没有武器，但是并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战士，正因为这样，它迫使对方召来了卡芬雅克那样凶残而嗜血的秃鹫。

人民被击溃了。波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