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4/21页）

但是他为什么要唤醒熟睡的人，他想给他们指点什么途径，什么出路呢？他像从前施洗者约翰一样发出了警告103，劝人悔改；可是这否定的杠杆第二次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斯图亚特·穆勒谴责他的同时代人，正如塔西佗谴责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然而他靠这个无法制止他们，就像塔西佗也无法制止一样。不仅几句悲戚的指责不能解决精神堕落的问题，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坝对此也无济于事。

他说：“另一种朝气蓬勃的人创造了从前的英国，也只有具备这另一种气质的人才能从堕落中拯救它。”

但是人性的没落，朝气的缺乏，只是一种病理现象，承认这一点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还不是出路。斯图亚特·穆勒斥责病人，让他想起健康的祖先；这种奇怪的治疗方法不见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们用远古的鱼龙来谴责蜥蜴，那会怎样呢？难道它生得小，另一个生得大，是它的过错吗？穆勒看到周围的人道德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忧心忡忡，像童话中的巨人那样大声疾呼道：“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活着吗？”

为什么他要呼唤他？为了对他说，他是强大的祖先的蜕化的后裔，因此他应该变得像祖先一样。

这为了什么？——没有回答。

罗伯特·欧文向人们不断号召了七十年也毫无成效；但他是号召他们去做什么。不论这个什么是乌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这点现在与我们无关，重要的是他的号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伦威尔和清教徒时代严峻的、具有伦勃朗式强烈线条的历史人物，吓唬他的同时代人，希望那些一辈子守在秤杆和尺子旁边的店主们，按照某种诗意的要求，从某种心灵的操练中脱胎换骨，变成英雄！

我们也可以提出法国国民议会104中雄伟、威严的人物，把他们与法国过去、未来、现在的奸细和杂货店老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像哈姆雷特一样说道：

瞧这儿，瞧这幅画像，还有这个……

太阳神的鬈发，天神的前额，

眼睛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

现在你再瞧这一个，

这是你现在的丈夫……105

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无法接受——难道人们会为了要像克伦威尔一样过庄严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东一样视死如归地走上断头台，便甘愿抛弃现在庸俗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吗？

他们之所以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怀着热烈的信念——坚定不移的信念。

当年天主教便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后来是新教，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18世纪的革命。

这神圣的偏执狂，这“伟大的未知数”，我们文明时代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今在哪里，那强大的思想，那热烈的信念，那强烈的憧憬，又在哪里？只有它们才能像锻炼钢铁一样锻炼体魄，使心灵达到不屈不挠的坚强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贫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和木柴垛。

请看看周围，有什么能振奋精神，唤起人民，推动群众的？是主张圣母无原罪成胎论的教皇的宗教106，还是主张在安息日戒酒的没有教皇的宗教107？是只论数量的普选制泛神论，还是君主制偶像崇拜论，是迷信共和制，还是迷信议会改革108？……什么也不成，这一切都褪色了，陈旧了，像从前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那样走下了天空，给在各各他升起的新的竞争者所取代了109。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那些陈旧的偶像还没有接替者，最低限度穆勒没有指出它们。

他知道它们还是不知道，这很难说。

一方面，这位英国天才反对抽象的概括和大胆的逻辑推理，他凭自己的怀疑主义感觉到，纯粹的逻辑结论正如纯数学规律一样，不考虑生存条件是无法应用的。另一方面，他习惯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扣紧大衣的全部纽扣，竖起领圈，借以防止潮湿的风和严峻的偏激思想。在穆勒的那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例子。他使出了非常巧妙的两三拳，便把摇摇欲坠的基督教道德打倒在地上，可是全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基督教本身。110

穆勒没有提供任何出路，只是突然宣称：“各民族的发展似乎有个极限，到达极限以后，它便停止前进，变成了中国111。”

这大致在什么时候呢？

他答道，这是在这时候，即个性开始泯灭，消失在群体中的时候，一切服从公认的习惯的时候，善和恶的观念与符合不符合公认的观念合而为一的时候。习惯的压力阻止了发展——发展按其本身说，便是从一般向更好的阶段前进。整个历史即由这种斗争组成，如果人类的大部分不再有历史，这便是由于它的生存已完全从属于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