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3/21页）

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作为谴责，作为美好的范例，如果它不是这样，就得把它想象成这样。难道18世纪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没有说过，尽管灵魂不灭并无其事，但为了使人们有所畏惧，正直行事，仍必须宣传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大臣们有时不得不隐瞒国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实，以尸体或疯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不久前普鲁士便是这么做的。

靠谎言做救星，这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然而指责并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谈的那些思想在这里虽然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待遇，但它们仍是客观真理，即那是与个人的意见，甚至教育和改变风气等等的良好意愿完全无关的。凡是本身真实的一切，或迟或早总会显现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说，“总会大白于天下”92。

对我的意见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从人种学的观点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我的意见破坏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和已经定型的观念，对我的怨恨还由于我是自己人，说真的，为什么我要突然信口雌黄，而且还是针对前辈，又是如此的前辈呢？

在我们新的一代中存在着奇怪的混合物，它像钟摆一样是由两种完全对立的因素焊接而成，一方面，推动它的是一种铁铸的、骨质的、毫不迁就的自尊心，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和吹毛求疵的狭隘胸怀；另一方面却是垂头丧气的消沉心理，对俄国的不信任，过早地衰老现象。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结果，它以另一种形态保存了长官的厚颜无耻，老爷的粗鲁无礼，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纳税居民的谄媚奉承。

在我们文化界的长官对我的斥责声中，时间在不断流逝，终于过去了整整十年。在1849年觉得新鲜的许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谈，当初认为乖僻反常的怪论成了社会的普遍看法，而许多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真理随着当年的衣服式样一起过时了。

严肃的头脑开始在欧洲严肃地看待事物。他们人数不多，这只是证实了我对西方的意见，但他们走得很快，我完全记得，托·卡莱尔93和善良的艾尔索普94（就是那个在奥尔西尼案件中受到株连的人）曾为我对英国政治形态残留的一点信心发出过讥笑。如今却出现了一本比我讲过的一切都走得更远的书。“让那些在我们之前讲出我们的警句的人见鬼去吧”95，可是我们得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后以自己的权威证实了我们的话，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表达得软弱无力的意思的人。

我讲的那本书不是蒲鲁东，也不是皮埃尔·勒鲁或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愤激的流亡者写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写的，他不久前还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三个月前才由于斯坦利勋爵96的推荐，在政府担任了一个职务。这个人享有巨大的、当之无愧的声望，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屑读他的书，辉格党人仇视他的书，但在欧洲大陆，凡是除了报纸和小册子还读点什么的人（除了社会主义者）大多读过他的书。

这个人便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97。

一个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书，为思想、言论和人身的自由仗义执言98。我说“奇怪”是因为两个世纪以前米尔顿发表过一本同样的书99，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人们又必须为自由大声疾呼了。要知道，像穆勒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了娱乐而写书的；他的书中从头到尾贯穿着深刻的忧虑，这不是感伤情绪，而是英勇的、谴责的、塔西佗100的声音。他之所以要讲，是因为恶已日趋严重。米尔顿捍卫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反对暴力，他的话雄辩有力，光明正大。斯图亚特·穆勒的敌人完全不同，他捍卫自由不是针对文明的政府，而是针对社会，针对当前的习俗，针对无动于衷的冷漠风气，针对狭隘浅薄的偏见，针对“庸俗的势力”。

这不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愤愤不平的老廷臣，由于得不到勋章而对年轻一代牢骚满腹，由于多棱宫而看不惯冬宫101的那种人。不，这是一个精力饱满的人，一个熟悉国家事务，深刻地思考过各种理论，习惯于安详地观察世界的人，他作为英国人，也作为思想家，终于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边西方文明记录员和莫斯科西方图书推销员的愤怒，发出了呐喊：“我们正在沉入水底！”

人性、爱好、风度的不断降低，趣味的空虚，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栗；他注视着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样在变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许更“合乎常规”但也更庸俗了。他在英国看到（正如托克维尔102在法国看到的一样），人正在变成集群性的统一模式，于是严肃地摇摇头，向他的同时代人喊道：“停下，想一想，你们知道你们在走向哪里吗？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