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1/21页)

处死丹东,处死埃贝尔78,得到了什么结果?它们只是加速了热月的疯狂症——在这场病痛中,共和国衰老了。人们讲的还是那些呓语,而且变本加厉,斯巴达的精神,拉丁的箴言,达维德79设计的古罗马服装,流行一时,终于有一天,在巴黎圣母院全体高级教士举行的隆重典礼中,大家唱的已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保护皇上”了。80

恐怖主义者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那严峻粗犷的形象出现在18世纪的第五幕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只要人类还没有丧失记忆力,他们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历史上。但是今天的法国共和主义者不是这么看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榜样,竭力在理论上鼓吹流血斗争,并希望在行动上付诸实施

他们仿照圣茹斯特81,从教科书和拉丁古籍中摭拾片言只语,拼凑成恐怖的警句,他们歌颂罗伯斯庇尔冷漠残忍的雄辩词语,不允许人们把自己的英雄与其他凡人等量齐观。谁谈到这些人,要是不加上几句崇敬的称呼,那些对我们说来只有等到“长眠地下”之后才能得到的谀词,便会被指责为叛徒、变节者和奸细。

不过有时我也会遇见一些怪人,他们甚至脱离了人们走惯的共同道路。

但是哪怕到了这一步,法国人仍会咬紧嚼子,带着与流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观念,继续向前奔驰,以致越出限度,连给予他们这种思想的人也会吃惊得退避三舍。

1854年,科尔德罗依82医生从西班牙寄给我一本小册子,同时还写了一封信。

对现代法国和它最近的革命者发出的抗议,我还从未听到过有这么激烈的。这是法国对轻而易举强加在它身上的政变的回答。他对这个民族的理智、力量和“血统”产生了怀疑;他号召哥萨克来“矫正蜕化堕落的民众”。他在给我的信上说,他在我的文章中看到了“同样的观点”,这才写信给我。我回答他道,靠改变血统并不能矫正什么。我把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83寄了一本给他。

科尔德罗依马上写了回信,他说,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尼古拉的军队上,它一定会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那腐朽、衰老的文化,这种文化已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振兴,也不可能自行消亡。

我还保存着他的一封信,现附在后面:

亚·赫尔岑先生:

您好!

首先,蒙您惠赠论述革命思想在俄国发展的大作,我得向您表示感谢。我已读过此书,但非常遗憾,我不能把它留在身边。

我这么说只是想向您表示,我对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多么重视,我认为,凡是能为世界革命发挥力量的人,读一下这本书都是有益的,尤其是那些认为革命只能从圣安东区84开始的法国人。

既然蒙您关心,寄来了您的书,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在向您表示感激之余,谈谈我对它的看法,这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意见有多大价值,只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的书是读得相当仔细的。

这是一本十分优秀的著作,体系严谨,有独到的见解,它包含着深刻感人的力量,严肃认真的研究,毫不掩饰的真理,有些地方还非常激动人心。它像斯拉夫民族一样朝气蓬勃,充满力量;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决非出自巴黎人,出自困守书斋的学者或德国市侩的笔下,也不是共和宪政主义者或温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写得出的;它的作者只能是哥萨克(您不会怕这称呼,是吗?),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或者对19世纪的一切采取最大胆的否定和肯定立场的诗人。法国革命者中敢于这么讲的人不多。

尤其是关于未来的人种改良问题,我觉得您的书中(特别是引言部分)有许多地方与我的观点是接近的。虽然在这一点上,您的结论还讲得不够精确,照我看,您是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各斯拉夫民族民主联盟的建立上,您认为,这将给欧洲以普遍的推动力。当然,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整个欧洲大陆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式中获得新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并无分歧。但是我认为,现代文明将通过专制主义予以消灭。我觉得,我们的全部分歧便在于此。

是的,我坚持这些观点,尽管有人把它们称作不幸的误解,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因为每天的事实都越来越使我相信下面各点是正确的:

一、力量对我们这个小宇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研究革命事件的发展,使人深信,思想只是证明革命的必要性,而完成革命始终要靠力量;

三、观念不能完成流血和破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