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8/14页）

他过着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日子，什么地方都不退缩，什么地方都站在第一线；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观察水螅和海蜇一样观察着人们，除了人们所能给予的，他从不向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他的观察并不肤浅，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超过一定的深度，因为在那个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说事实上已脱离了实际。人们以痛苦为乐的那种神经质的漩涡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对生活抱着单纯而明朗的态度，这从他健康的观点中排除了那种既悲伤又兴奋的诗意，那种病态的幽默感，尽管这是我们所喜爱的，正如我们喜爱一切惊险和刺激的东西一样。我已说过，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个会对自己的戏弄发出由衷的微笑，然而这些笑谈却弄得那些教授学究和圣保罗大教堂40议会中的同人们大为扫兴，损害了他们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乐趣。

这种对生活的实际态度是我们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千差万别，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种和谐与统一。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规，正如我的毫无系统一样；无论从家庭的渊源看还是从理论的成长看，他都是一脉相传，继承了家庭的传统。父亲始终作为榜样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边；遵照他的样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学。在我们那儿，两代人之间通常是有隔阂的，没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联系。从早年起，我就与周围一切人的观点相对立，在育儿室中已成了反对派，因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先不是福伦们，而是地主和参政官。走出育儿室以后，我又以同样的愤慨投入了另一场斗争，后来刚结束大学生活，又走进了监狱，接着便是流放。科学研究到此中断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研究工作——研究这个一方面灾难深重、另一方面卑鄙无耻的世界。

由于对这种病理现象的厌烦，我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哲学研究，而福格特却对哲学怀有无法遏止的反感。读完医科大学之后，他取得了医生的证书，只是他不想开业，说他对这种医学魔法缺乏足够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学的研究。他的著作不仅立刻引起了德国学术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注意。他成了吉森大学的比较解剖学教授，李比希41的同事（后来与他在化学神学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论争），然而就在这时，1848年的革命风暴把他从显微镜旁边吹走，送进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进的一边42，发言十分尖锐和大胆，使温和的进步分子，有时也使并不温和的普鲁士国王43不能忍受。他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可是客观形势使他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当担任帝国摄政的约翰大公44终于撕下仁慈和平民派（这是由于他娶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有时穿穿燕尾服才获得的声望）的假面具时，福格特和四个同事被推选组成五人摄政团代替了他。这时，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个政府已达到目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议会便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了。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议会像鬼魂一样在斯图加特游荡了一个时期，获得了“影子国会”的可悲名称之后，便被反动势力扼杀了。45等待摄政们的只是监狱和苦役，他们只能一走了事……福格特翻山越岭到了瑞士，掸掉法兰克福大教堂的尘土，在旅客登记簿上写的是：“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国摄政团成员，在流亡中”；他又恢复了泰然自若、无牵无挂的愉快心情，对自然科学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为了研究海生植形动物，他于1850年到了尼斯。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走过不同的道路，我们是在科学上清醒的成年时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么始终如一，是不是那么清醒地对待生活？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不过我不知道，从清醒开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许多灾祸，但也可以使人丧失对生活中一些美好时刻的感觉。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幸好对每个人说来，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质和形势决定的。从理论上说我已获得解放，我并不想保留各种不一致的信念，但是它们会自行留在我的心中——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对进步和人类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学信条更加顽强；即使我也克服了它们，在我身上仍会残留着对个人的崇拜，对两三个人的信仰，对自己和对人的意志的信心。这中间当然存在着矛盾；内在的矛盾会导致不幸，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为它们先期剥夺了人的最后安慰——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无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