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9/14页）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奋从事工作……地中海边温暖平静的海湾为各种海上生物提供了丰富的孳生地，以致随处可以找到它们。到了夜里，它们的磷光闪闪烁烁，像垄沟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桨的后边，纽鳃鳟46几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随意捞到。因此这里有取之不尽的材料。从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对着显微镜坐下，观察，绘图，记录，阅读，到了五时，便去游泳（他在水里像鱼一样灵活），有时跟我一起，然后上我家吃饭；他永远是愉快的，随时准备进行学术论争，或做各种小事，跟着钢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给孩子们讲故事，他的话总是那么生动，孩子们会一动不动接连听几个小时。

福格特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他在我家里半真半假地给女士们讲过几次生理学。他讲的一切都这么有趣，这么单纯，表达得这么鲜明生动，而他为了达到这种明确性所经历的漫长路程，却没有人知道。教育的全部任务正在这里——为了使科学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简单的、普通的语言说明自己。

没有不能懂的科学，只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还没有消化的语言。学者的语言是程式化语言，与符号无异，这是一种速写，一种代用品，只适合于学者；内容隐藏在代数公式中，是为了在揭示规律时不必千百次重复同一些话。在通过一系列烦琐的方法时，科学的内容身上长满了这类学院的杂草，而教条主义者习惯了这套乖僻的语言，不会使用别的语言，它对于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年老之后，他们甚至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宝贵，这是他们用血汗挣到的收获，与庸俗的语言是不同的。随着我们从学生走向实际知识，桁架和脚手架就变得讨厌了，我们要求单纯的叙述。谁没有看到，初学者使用的艰难术语总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学上晦涩的第二个原因来自教学者的不良用心，他们企图掩盖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险的问题。科学怀有某种目的，而不是传播真正的知识，它就不是科学。它应该具备直言不讳的勇气。谁也不能指责福格特不够坦率，畏缩退让。倒是“感情脆弱的人”会责备他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所认识的、与公认的谎言针锋相对的真理。基督教观念使我们习惯了二元论和理想的思维方式，以致一切自然而健康的东西反而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的智慧经过许多世纪的歪曲，看不惯毫不掩饰的美和日光，需要阴暗的粉饰。

不少人读了福格特写的东西十分气愤，认为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了最尖锐的结论，轻易抛弃了公认的事物，毫不痛心，也不想花大力气，便企图调和神学与生物学，仿佛神学根本不在他的话下。

确实，福格特的个性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改变，他那直率的现实主义便来源于此。神学的诘难对他只具有历史意义；从他朴素的观点来看，二元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屑与它展开认真的论争，正如他的对手们（化学神学家和生理学圣父们）也不可能郑重其事地去驳斥魔法或占星术。福格特只是以嬉笑怒骂的方式答复他们的攻击，但是不幸，这是不够的。

他面对的那些无稽之谈是普遍的看法，因而是十分严重的。人脑的童年时期正是这样，它不能接受简单的真理；对于不明事理、迷惘、混乱的头脑而言，只有不能理解的事物，不可能的或荒谬的事物，才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讲普通的老百姓，就连文学和教育界，法律和知识界，政府和革命家们，也争先恐后地支持人类世代相传的荒唐见解。正如七十年前严峻的自然神论者罗伯斯庇尔之处死阿纳卡西斯·克洛斯47一样，今天的某些瓦格纳48们也会把福格特送上断头台。

战斗是不可能的，优势在他们一边。面对这一小群学者、自然科学家、医生、两三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是整个世界：从庇护九世和他的《圣母无原罪成胎谕》49，到马志尼的“共和制上帝”50；从莫斯科的正教斯拉夫主义政客，到拉多维茨中将51——他临死时还念念不忘交代生理学教授瓦格纳：灵魂是不灭的，必须保卫它，这是一件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写进遗嘱的事；从美国召唤亡灵的巫师，到英国骑在马上向列队的印第安人宣讲上帝教诲的上校传教士。自由人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对真理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几代人身上……

……有人企图证明，这种精神错乱，这种宗教狂热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让人能平静地生活在别人旁边，必须使双方失去理智，吓唬他们，而这种疯狂是唯一的手段，依靠它才能创造历史，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