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10/14页）

我记得有一幅法国漫画，那是针对傅立叶主义者和他们的热烈追求的，画上是一头驴子，驴背上缚着一根直立的木杆，杆子上挂着一束干草，驴子看到干草，为了吃它就得朝前走，这样，干草当然也朝前移动了，驴子永远落在它的后面。这善良的牲口也许会永远这么走下去，但是难道它会永远受愚弄吗？

现在我得谈另一件事了：正当一个地方毫无理由地把我撵走时，另一个地方却热情地接待了我。

沙勒答应福格特为我的国籍问题帮忙，那就是物色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公社52，然后向联邦议会提出。取得瑞士国籍必须先找到一个乡村或城市同意接受新的公民，这个规定是完全符合每个州和每个城镇乡村实行自治的原则的。莫拉（墨顿）湖边的沙特尔乡答应了，只要向乡里缴纳一笔不多的钱，它就可以接纳我的家庭作它的农村居民。这个乡离墨顿湖不远，勇敢者查理53便是在这里被击败身死，后来奥地利（接着又有彼得堡）书报审查机关就利用他的不幸身亡，在罗西尼的歌剧中用他的名字代替了威廉·退尔的名字。54

事件提交给联邦议会，两个耶稣会议员表示反对我，但没有办法阻挠。其中一人说，应该先查明我为何被流放，是什么激起了尼古拉的愤怒。有人回答道：“这件事本身已说明了一切！”结果哄堂大笑。另一个为了谨慎起见，装出客气的样子，要求增加保证金，免得万一我去世，我的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费用落在穷苦的乡民们身上。沙勒的回答满足了这位耶稣的门徒的要求。我的公民权获得了极大多数的通过，于是我从俄国的七等文官一变而成了墨顿湖畔沙特尔乡的赋税农民，弗里堡州文书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该人原籍为莫拉附近之沙特尔乡。”

其实改变国籍并不影响在本国的升迁，眼前我就有两个光辉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作过图尔高维亚的公民55，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是达姆施塔特的市民56，可是在他们取得这些公民权之后，依然当上了本国的皇帝。当然，我的前程不会这么远大。

我得到消息，知道居留权获得批准以后，少不得要去一次与新同乡见见面，表示感谢。何况正是在这时我迫切希望独自清静一下，以便对自己进行反省，一方面回顾过去，一方面展望笼罩在迷雾中的未来，因此我很欢迎这个外在的推动力。

在我离开尼斯的前夕，当地公安局长约我前去，向我宣布了内务大臣的命令：立即离开撒丁王国的领土。这个奇怪的措施出自一向态度随和、办事圆滑的撒丁政府，使我大惑不解，超过了1850年巴黎对我的逐客令。而且这事来得无缘无故，莫名其妙。

据说，这是多亏了两三个住在尼斯的俄国大忠臣的关心才发生的，我愿意指出，其中一个是司法大臣帕宁。他不能容忍一个弄得皇上非常生气的人不仅安然无恙地活着，还与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而且明明知道皇上不喜欢他的文章，他仍照写不误。据说，司法大臣到了都灵，向阿泽利奥大臣57提出，要求为了他们的友谊驱逐我。阿泽利奥大概还记得，我关在克鲁季茨兵营时，为了学习意大利语，拜读过他的《巴莱塔的骑士比武》（一部“既非古典的、也非旧式的”58小说，尽管同样枯燥无味），因此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他之不肯马上驱逐我，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达成这种友好的谅解以前，俄国先得派出大使，可是当时尼古拉还在为查理·阿尔贝特的叛逆思想生气呢。59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长官和都灵的大臣们便会利用对我的诬蔑。在我被驱逐前几天，尼斯爆发了“人民骚乱”——船夫和小店主在银行家阿维陀尔花言巧语的煽动下，提出了抗议，反对压制这个自由港，态度相当强硬，他们宣称尼斯公国是独立的，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整个王国普遍实行的低关税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没有尊重“尼斯公国的独立地位”和“记载在历史文件上”的权利。60

阿维陀尔，这位帕隆河（一条流经尼斯的干涸的小河）边的奥康内尔61被捕入狱，尼斯街头夜里还出现了巡逻队，人民也出动了，双方唱着歌，但唱的是同样的歌——这就是一切。对于这件关税和税率的兄弟阋墙之争，无论我或其他外国人都不会介入，这还用说吗？然而行政长官却声称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动了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政府为了表示根除祸乱的决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离境。

我去见行政长官（一个耶稣会教徒），向他指出，对一个本来即将离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举，何况我口袋中还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因此问他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向我声明，他也像我一样感到奇怪，这是内务大臣采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没有与他联系过。他的态度这么客气，使我不能丝毫怀疑，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我把我与他的谈话写信告知了反对派的著名代表洛伦佐·瓦列利奥62，便到巴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