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12/14页）

我们进屋后，在一张长方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两个农民把一只非常大的瓶子抬进屋里，它比我们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剂，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几个冬季，让它们在那里发酵的传统瓶子更大，瓶子装在籐筐里，瓶内是白色的酒。乡长对我们说，这是当地酿制的，但年代很久了，这一瓶他记得已有三十年，这种酒只在非常重大的场合才喝。所有的农民与我们一起在桌边团团坐下，只有两个人在大酒瓶旁边忙碌。他们先把酒倒进大杯子，然后乡长从大杯子中把酒斟进酒杯，每个农民一杯，他给我的是一只漂亮的高脚水晶玻璃杯，同时对州里那位官员和警察所长说：

“这一次得请你们原谅了，这只尊贵的酒杯今天得给我们的新居民了，你们与我们是自己人呢。”

乡长朝酒杯斟酒时，我发现在场有一个人穿得不完全像农民，似乎很不平静，他不时拭汗，脸红红的——他身体不大舒服。当乡长举杯为我祝酒时，那人突然鼓足勇气一跃而起，对着我开始讲话了。

“这是本乡学校的教师公民。”乡长带着郑重的脸色，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站了起来。

教师讲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语，也不是普通的德语，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说家和文学家的语言，他提到了威廉·退尔，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奥地利和亚历山大的戏剧审查官对此将怎么办，难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尔不成？），同时没有忘记应用那个并不新鲜、但富于表现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镀金的鸟笼，总有一天鸟会冲出囚笼；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被他挖苦得够呛：他把他与罗马历史上最邪恶的皇帝们相提并论。我听了也几乎想打断他，对他说：“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但是仿佛我已预见到尼古拉即将进入这些人的行列，因此没有作声。

农民们伸长了晒黑的、布满皱纹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搭在耳朵上，用心听着。那位官员几乎在打瞌睡，为了掩饰这一点，他第一个对演说者鼓了掌。

这时乡长坐在那儿没有闲着，热心地给大家斟酒，像干惯了典礼官角色的人那样不停地举杯祝酒：

“为瑞士联邦干杯！为弗里堡和它的激进派政府干杯！为沙勒州长干杯！”

“为我亲爱的沙特尔乡乡民们干杯！”我提议道，终于发觉，这酒尽管甜滋滋的，酒力还是不小。大家起立了……乡长说道：

“不，不，亲爱的老乡，满杯，像我们为您祝酒一样，把杯子斟满！”老人们变得话多了，酒发挥了作用……

“把您的孩子送来。”一个人说。

“对，对，”另一些人附和道，“让他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都是纯朴的人，不会教坏孩子，再说，我们也想看看他们。”

“一定来，一定来。”我回答。

这时乡长已开始道歉，说他招待不周，这都得怪那位官员，他应该早一两天通知他们，那么一切都会不同了，他们可以举办音乐会，主要是可以迎接我，向我鸣枪致敬。我差点想按照路易-菲力普的观念对他说：“算啦……这算得什么？不过是沙特尔乡多了一个农民而已！”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分手了。我有些奇怪，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婆或者小姑娘，而且没有一个年轻人。不过这是在劳动时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对他们说来是稀有的节日，他们没有邀请一个牧师。

我认为这是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牧师势必把一切搞糟，他的愚蠢说教会大煞风景，他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会像酒杯里的一只苍蝇，使你不把它弄走就不能安心喝酒。

最后，我们重又坐进了那位官员的那辆几乎没有车顶的小马车，把警察所长顺路送到了莫拉镇，便朝弗里堡市疾驰而去。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困得直打瞌睡，头脑迷迷糊糊的。我尽量不让自己睡着，心想：“难道这是由于他们的酒？”我对自己的酒量感到不满……那位官员狡猾地笑笑，但后来他自己也打瞌睡了。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盖上外套便睡了……后来冰冷的雨点惊醒了我……大雨倾盆，乌云仿佛在山顶上打出了火花。官员已站在过道上，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跟佐林格旅馆的老板谈天。

“怎么，”老板问我，“我们那些单纯的农民请您喝的酒跟法国酒不一样吧？”

“难道我们已经到了不成？”我问，像落汤鸡似的走下了马车。“这并不奇怪，”官员说，“奇怪的倒是您睡得连打雷也没听到，这么大的雷声已好久没有了。难道您真的什么也没听到？”

“没听到。”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普通的瑞士酒，你喝的时候根本不觉得它厉害，可是它经过多年的储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不习惯的人一喝便醉。官员故意不把这一点告诉我。再说，即使他讲了，我也不会拒绝农民们的好心款待和祝酒，更不会只沾一下嘴唇，弄得大家索然无味。我做得很对，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那就是一年后我从伯尔尼去日内瓦时，在一个驿站上又遇到莫拉镇的警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