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6/14页）

尽管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值得继承的范例和血统。每个人一开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老奶奶就会送他走下石台阶——这位老奶奶曾亲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给他们洗澡，然后满怀希望地送走他们；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会有所成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有时，过了许多年，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会团聚在老房子里，他们老了，但他们是挂在小客厅中的那些画像的本人，尽管在画像中他们还戴着大学生的制帽，裹在大髦里，被画师以伦勃朗的笔法渲染得栩栩如生。这时屋子里变得热热闹闹，两代人彼此见了面，相聚一堂……然后又各自回转工作岗位。当然，这种会面总会使哪一个对另一个产生持久不衰的好感，当然，在这种场合，感伤、眼泪、意外的馈赠、甜甜的果浆馅饼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小小的涟漪在现实生活的诗歌面前会逐渐平息，那是充满活力和行动的诗歌，在贵族阶级退化的病态的孩子中间已很难见到，在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账目生育相应数量孩子的资产阶级中，更是难以见到了。

这种具有古日耳曼风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

福格特的父亲是伯尔尼一位非常卓越的医学教授；母亲出身于福伦家族，这是个独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时。福伦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和大学生协会29时期，在卡尔·桑德30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热时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领袖人物。福伦家一个人曾因瓦特堡纪念路德的活动被捕入狱，31他确实作了煽动性演说，接着又把耶稣会图书和反动书报，以及专制和天主教权力的一切象征付之一炬。大学生们幻想把他推上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国的皇位。在1849年，他的外孙卡尔·福格特真的当了这个帝国的“代理摄政”32之一。

在福伦家的外孙和伯尔尼教授的儿子的血管里，一定流动着健全的血。要知道，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于化学成分，在于元素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卡尔·福格特是不会与我争论的。

1851年我路经伯尔尼。一下驿车，我就带着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亲了。他在学校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殷勤、愉快、非常聪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为她儿子的朋友接待，马上带我观看他的画像。她的丈夫最早要六点钟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见到他，后来又去了，但他已出门为一个病人会诊。老太太第二次见到我已像个老朋友，带我走进饭厅，要请我喝一杯酒。一张大圆桌占据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板上不能移动的；我早已听福格特谈起过这张桌子，因此见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绕着一根轴转动，那上面放着各种食品：咖啡和酒，还有进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盐等等，因此不必麻烦别人，也不用仆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东西，如火腿或果酱，转到自己面前。只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讲得太起劲，否则难免要芥末时却把匙子伸进了糖缸，因为别人可能也在转动桌面。在这个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亲戚会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时间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谁回到家中，想吃什么，就可以坐到桌边，把桌面转向左边，转向右边，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母亲和姐妹们只要在旁照顾一下，吩咐送上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

我不能在那儿等候，法齐和沙勒当时在伯尔尼，晚上要来找我。我答应如果我还能耽搁半天，我会再去看他们；临走前，我邀请福格特的小兄弟，一个法学家，上我那儿吃晚饭。我没有请老人，因为时间已这么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烦他。但是将近十二点时，茶房领着一个人小心翼翼推开了门，通报道：“福格特教授先生”，我马上从桌后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老人进屋了，他身材相当高，容貌聪慧，富于表情，显得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您的来访对我真是加倍可贵，”我对他说，“在您劳累一天之后，我没敢请您这么晚出门。”

“可我不愿在伯尔尼错过见到您的机会。我听说，您已到我家去过两次，又邀请了古斯塔夫，我只得做不速之客了。我见到您非常非常高兴，不仅卡尔在信上谈到了您，而且不是说恭维话，我很想认识《来自彼岸》的作者。”

“我衷心感谢您，这儿是椅子，请坐吧，我们正在吃晚饭，您要点什么？”

“我不想吃什么，但很愿意喝一杯酒。”

他的外表、谈吐和举止，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它们流露的不是那种拘泥古板、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坚强自信的人所表现的温厚心理。他的出现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拘束，相反，还使气氛更活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