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8/12页）

戈利岑刚考虑定夺，尼古拉又风驰电掣般飞到了莫斯科。戈利岑趁他还没首途前往图拉的时候，赶紧向他引见了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后者从皇帝那儿出来时已成了学区副总监。

自这时起，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显然开始发胖了，他的外表更加威严，讲话也比以前更多鼻音，穿的燕尾服也显得大了一些，虽然还没挂上宝星勋章，但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在他奉命管理大学之前，我与他相当接近，只是年龄不同造成一些差距（他比我大十六岁）。但这以后，我们几乎闹翻了，最低限度，接连十年之久彼此抱着不友好的冷漠态度。

这里毫无个人原因。他对我始终客客气气，既不表示不必要的亲热，也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我父亲从自己的愿望出发，竭力要我们接近，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却恰好使我们彼此敌视。

他经常向我说明，参政官和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是我天然的保护人，我理应依靠他们，重视这两位亲戚的照顾。另外他又说，理所当然，他们对我表示的一切关心主要是由于他，不是由于我。对于参政官，我几乎已养成习惯，一向像对父亲一样对待他，区别只是我不怕他，因此在这方面父亲的话毫无意义，但它们却使我与戈洛赫瓦斯托夫疏远了，要不是他立身处世总保持着一定分寸，我们早已决裂。

这些话我父亲不是在烦恼的时候，而是在心情舒畅的时候讲的。他这么说是因为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寻求庇护是一种风气，下属绝不敢因为上司称他“你”而生气，所有的人都得公开寻找主子和保护人。

当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给派来管理大学的时候，我的想法正好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一样，认为这对学校大有益处；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戈洛赫瓦斯托夫当时当了省长或总检察官，完全可以相信，他会比许多省长和总检察官好一些。但管大学对他完全不合适；他把他那冷漠的形式主义，那种学究习气，用到了管理大学生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上；他的学监作风，那种对课堂教学的干预，哪怕皮萨列夫也没敢大规模推行。更坏的是，帕宁和皮萨列夫只是管头发和纽扣，戈洛赫瓦斯托夫却要在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

从前，尽管他表现了莫斯科狭隘的保守主义倾向，他身上多少保留着一点自由文明的气息，他拥戴法治，反对专制暴政，痛恨贪官污吏。自从跨进大学，他的职务却使他站到了一切压迫措施方面，他认为这对他的官员身份是必要的。我的求学阶段正是政治活动最激烈的时期，我能跟尼古拉这个忠实奴才保持良好关系吗？

他的形式主义，整天道貌岸然、装模作样的姿态，有时使他陷入非常可笑的处境，他又老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自以为是，结果弄得十分尴尬，不能轻易脱身。

作为莫斯科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自然成了设置在那儿的一大障碍，以致后来人们都把书刊文章送往彼得堡审查。莫斯科有个老人米亚斯诺夫喜欢养马，编了一本各种马的血统渊源流变表，为了赢得时间，要求用校样送审，不送原稿，因为他大概还想修订原稿。戈洛赫瓦斯托夫觉得不好办，对他发表了长篇演说，罗列了一大堆可以和不可以的理由，然而最后归结为一点：可以用校样送审，但作者必须保证，书中没有任何反对政府、宗教和道德伦常的言论。

米亚斯诺夫是急性子，脾气暴躁，一听就跳了起来，郑重其事地说道：

“既然这事在于我的保证，那么我必须声明在先：我的书中当然没有片言只语反对政府，也不会违反道德伦常，但是在宗教方面有无抵触，我不能充分肯定。”

“是吗？”戈洛赫瓦斯托夫讶异地说。

“比如说吧， 《主导法典》37中有一条是这么讲的：‘凡对着瓦罐起誓者，凡编结发辫者，凡出入赛马场者，均应革出教门。’可我在书中常常谈到赛马场，因此我确实不知道……”

“这无关紧要。”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我万分感激，您给我解答了一个疑问。”尖刻的老人一边说，一边鞠躬道谢。

我从第二次流放回来时，戈洛赫瓦斯托夫在大学的地位不如从前了。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职务已由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接任。斯特罗戈诺夫的观点尽管自相矛盾，不够明确，比前者还是高明得多。他希望提高大学在皇帝眼中的地位，维护它的权利，保障学生不受警察的迫害；他思想开明，作为一个肩上绣着尼古拉一世大名的将军衔侍从武官38，作为斯特罗戈诺夫家族继承权的谦恭的拥有者39，他的自由主义作风已达到最大限度。我们不应忘记，这是得克服重重困难才办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