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10/12页）

他觉察到了，脸有些发红。

“您大概在想，”他说，“这个人倒很会说教。不过要知道，一切都要偿还的——至少阿扎伊斯42是这么想的。”

他不仅说教，还确实与茹科夫斯基一起为我奔走过，但疯狗咬住了我，它是不容易拉开的。

1842年我定居莫斯科后，有时也去拜望斯特罗戈诺夫。他待我不坏，不过也会对我发脾气。这种喜怒变化，我觉得很有趣。当他的自由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大谈书报杂志，称赞大学，总把它与我求学时期它的可怜境况相比较。但是当他的保守主义情绪一来，他就责备我不肯当官，没有勋章，骂我的文章，说我在把大学生引入歧途，骂青年教授，说他们越来越不像话，使他不得不或者背叛效忠沙皇的誓言，或者撤销他们讲课的权利。

“我知道，这么一来会闹得满城风雨，您首先会骂我是摧残文化的野蛮人。”

我点点头，表示确实如此，并说：

“您永远不会这么干，因此我可以说，您对我的好评，我确实不胜感激。”

“我一定会干的，”斯特罗戈诺夫捻着唇髭嘟哝，脸有些发黄，“您等着瞧吧。”

我们大家知道，他决不会做这一类事，因此对他的周期性恐吓可以置之不问，特别是考虑到他继承的产业，他的官衔和痔疮。

有一次他与我谈话时，忽然信口开河起来，一边骂一切革命活动，一边讲给我听，12月14日那天T43怎样离开广场，心慌意乱地跑进他父亲的家，不知怎么办好，走到窗边用手指敲玻璃。那时在他家当家庭教师的一个法国女人忍不住了，大声对他说：“真不知羞耻，您的朋友们在广场上流血，您却站在这里，您是这么理解您的义务的吗？”他拿起帽子走了——您想，他上哪儿啦？躲进了奥国大使馆。

“当然，他应该上警察局报告才对。”我说。

“什么？”斯特罗戈诺夫问，吃了一惊，几乎倒退了一步。

“要不，难道您的意见与那个法国女人一样，”我说，收敛了笑容，“认为他应该回到广场上去向尼古拉开枪？”

“瞧您，”斯特罗戈诺夫说，耸耸肩膀，不自觉地瞧了瞧门口，“您的思想方法太不行了，我只是说这些人……当没有建立在信仰上的真正的道德原则时，当他们离开正路时……一切都混乱了。您年纪大些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我还没有活到这年纪，但是斯特罗戈诺夫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窘态，虽然时常遭到恰达耶夫的猛烈嘲笑，我却恰恰相反，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

据说，在我们涅瓦河畔的扫罗44心情最不愉快的时候，在二月革命之后，斯特罗戈诺夫也卷进了漩涡。听说他在新的图书审查委员会中坚决主张查禁我写的一切作品。我觉得，这确实表明他对我另眼相看，因此听到这消息后，我就着手筹建俄文印刷所了。但扫罗比他走得更远。不久他的反动措施就赶上和超过了我们的伯爵，后者不愿当大学的刽子手，辞去了学区总监的职务。但不仅他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戈洛赫瓦斯托夫也辞职了——彼得堡发出的许多疯狂的指示吓坏了他。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官场生涯就这么结束了。他作为真正的莫斯科人，在放下公务重担之后，打算过几年清闲日子，一面管理庄园，一面在精美图书的包围中安享天伦之乐和养马。

在他担任学监的几年中，他的家庭生活是万事如意的，即是说，他的孩子们及时诞生了，他们的牙齿也及时出齐了。他的家产由于合法继承人的出世而得到了保障。此外，还有一件事物成了他一生最后十年中的乐趣和安慰。我这是指“小公牛”，一匹快步马，无论从跑步、美丽、肌肉或蹄子看，它不仅在莫斯科，就是在全俄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小公牛”构成了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严肃生活中诗意的一面。他的书斋中挂着“小公牛”的几幅画像，有油画也有水彩画。正如拿破仑的画像有时是瘦瘦的执政官，头发又长又滋润，有时是肥胖的皇帝，额上披着一绺鬈发，跨坐在矮矮的椅子上，有时是废黜后的皇帝，反抄着双手，站在岩石上，周围是汹涌澎湃的海洋；“小公牛”的画像也表现了它光辉的一生中不同的阶段，有时它在马栏中，这是它的少年时期，有时它在原野上，自由自在，戴着小小的笼头，最后，它套上了小巧玲珑的挽具，后面是一辆小巧玲珑的雪橇，站在旁边的车夫戴着丝绒帽子，穿着蓝上衣，大胡髭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跟亚述的公牛神45差不多。这车夫曾靠“小公牛”赢得过不知多少萨济科夫46制的锦标杯，现在它们便陈列在客厅的玻璃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