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20/53页）

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弹劾奸臣严嵩而受到迫害的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这个地方被文人们选中，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文以载道”的精神。

第一天，5月1日，达智胡同“车马塞途”。康有为发表演说，声言不变法国家就完了。演说完后，举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有毫不犹豫的，有迟疑勉强的，当然，还有溜走的。

第二天，5月2日，康有为们盼望的不仅仅是“车马塞途”，闹不好来的人多得会把京城的南边踏平了。但是，日上三竿时，松筠庵内仍冷冷清清，仅聚集了十几个人。刚才还是晴天，突然“大雨震电，风雹交作”。一个太监模样的人来到松筠庵，径直来到了康有为的面前。史书记载：“康圣人仓皇起来，招引来人到另一间房间里谈话”。自那一刻起，康有为再也没有提过上书的事。

第三天，没人来了，包括康有为。

同是在这一天，京城内传遍了一个消息：康有为中进士了。

中进士是寒窗苦读的每一个帝国文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被朝廷授予官职。中国人需要前程，中国文人更看重前程。

至于举人们5月2日不来，原因有二：一是那个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派人连夜到京城内凡是住有赶考举人的大小客栈去“做工作”，要挟警告他们“切勿盲从”，小心各自的功名前程。二是5月2日一大早，孙毓汶进宫通过李莲英去找慈禧太后请求“立即盖玺”，言：“日军必不耐烦，数日之内可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老小，实不敢做此孤注一掷之举！”果然，慈禧立即下达了批准《马关条约》的懿旨。至于慈禧速下决心的原因，数种史料记载情节离奇但内容一致：李莲英指着地图上的台湾对慈禧太后说：“此岛不过豆大之一点耳，割之何妨。”于是，“慈禧信之”——用一个“豆大”小岛保大清的朝廷，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1895年的5月，帝国的又一次科举考试的录取榜公布了。京城内高兴的和悲伤的举人都在收拾行李。骚动随着帝国通向四野的大路上再次出现穿着蓝色长袍的归乡的身影而消失，“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的“书”其实根本没有上成。

帝国文人的春天和帝国的春天一起迅速结束了。

8、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公车上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中笔墨特别浓重的篇章，通常的叙述是：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和行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于甲午年间的战败，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为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国文人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伟大运动。

在“公车上书”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有三个“细节”似乎被许多历史书籍忽视了：一、“公车”们的“书”根本没有上成；二、虽然“公车”们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热闹，但“上书”最积极的却是在“紊乱之官方”中任职的一群帝国政府的官员；三、也是最被“忽视”的，那些“帝国主义”们竟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帝国文人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主要口号的上书，其中最积极者，就是对中华帝国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国和正在吞噬中国这头“巨象”的那只“乳虎”——日本。

当光绪皇帝得知都察院不敢把“公车”们的请愿书递交上来的时候，他下令任何人不得阻挠上书的通路——光绪是一个很想改变帝国政体的皇帝——因为他需要改变自己受到太后制约的现状，因为他确实有振兴帝国的统治愿望。

最先将文人举事的真实情况通报给光绪皇帝的官员，是侍读学士文廷式。他在《闻尘偶记》中回忆说，他不但向皇帝检举都察院的官员“堵塞言路”，导致皇帝令军机大臣“查问此事”，他本人还是政府官员“纷纷上书”的带头人。当李鸿章把《马关条约》的草签文本从日本秘密带回北京的时候，只有他“独树一帜”地认为“公论不可不伸张于天下”。他把草签文本全文抄录下来广泛传播，在政府官员和皇亲国戚中掀起了一个反对签约、要求实行维新变法以图国家强盛的上书热潮。

帝国的官员开始“上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