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19/53页）

考试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没有希望的康有为在帝国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对条约的签订：“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进而认清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再论帝国外强中干，以国土民众十倍于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同上）最后归结于政府的腐败：“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莲英，相以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同上）

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叹；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革命”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继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公车”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面容凄惨，垂涕陈情”，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公车”们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家”，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

上书多日，不见政府的反应，更不见皇帝的答复。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是“声势不够”，必须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否则不能“大震朝廷”——深宫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于是，康有为连续一天两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一份1.8万字的请愿书，梁启超从旁慷慨誊写。他们决定举行18省举人的联合大集会，集会的地点定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5月1、2、3日，连续三天。因为5月8日就是中国皇帝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玉玺的日子了。